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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次的足球瘋臺灣只能永遠當觀眾嗎？
4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於6月11日開踢，持續進行1個月後在7月19日落幕，最終由西班牙繼2010年後再次奪冠。本屆賽事首度由3個國家共同舉辦(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同時也擴大參賽隊伍由以往的32隊增加到48隊，因此出現幾個新面孔：維德角、古拉索、約旦、烏茲別克與卡達，均為首次取得參賽資格的國家。
一如既往，我們還是只能當觀眾，看其他國家的球員在場上揮汗奔馳，展現令人驚嘆的技術與彼此間配合的默契，以及贏球的快樂、輸球的失落，還有這些國家人民融入比賽中的滿滿激情。隨著比賽的進行發了足球瘋，在所有比賽結束後回復正常，然後等待4年後再一次為足球瘋狂。
當然，在欽羨其他國家之餘，臺灣也曾夢想前進世界盃，前總統陳水扁在2002年喊出「足球元年」，在2006年提出「足球十年」計畫，但都不了了之，究其因，在於計畫的核心思維與國內中小學設置「體育班」的思維邏輯是一致的，將希望寄託於少數人身上，近似中國、早年蘇聯與東歐國家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舉國體制」，集中資源培育菁英運動員，再靠這些運動員奪取獎牌、宣揚國威，但與全體國民其實沒太大關係。
「舉國體制」絕對不是臺灣應該要走的路
此外，此種方式依實際成績驗證，只比較能在個人運動項目發揮作用，如果是團體運動效用就會大幅降低，中國的足球發展就是最好的例證。通常成績好的國家都是擁有眾多的運動人口、完善且健全的培育體系、蓬勃發展的運動產業。近年臺灣棒球能維持不錯的成績，且持續不斷培育出不少棒球好手，就是逐漸具備上述3個條件，而不是如過往只能依賴少數幾個明星球員，導致比賽成績高低起伏過大。
運動部已經朝正確方向前進
依據在運動部網站上查詢到的施政計畫，為了提升臺灣的競技運動實力，運動部將分3個面向著手：一、結合「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提供完善的行政後勤支援，努力為選手打造最好的競爭條件。二、設立全民運動署將運動推展進入社區，提升國人規律運動習慣，使運動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藉此誕生更多的優秀運動選手。三、設立國家運動產業發展中心，推動擴大運動參與人口、社區運動產業化、運動場館普及化、賽事產業化、壯大運動產業生態系、促進產業投融資及企業贊助、培育運動產業各領域專業人才、舉辦臺灣品牌國際賽事等重點工作，帶動運動相關產業健全發展。符合我們所觀察到的運動強國的特色：擁有眾多的運動人口、完善且健全的培育體系、蓬勃發展的運動產業，期盼運動部能堅持做下去。
運動部可以持續加強的幾件事
然而運動部需要持續加強下列幾件事：首先，持續改革各項運動協會。在臺灣，運動協會的存在有時真的讓人一言難盡，雖然有的協會努力為選手爭取資源，扮演選手的堅實後盾，但也有部分協會「不動如山」，完全看不出有何作為，更有些協會成為爭權奪利的場域，甚至專門扯選手後腿，因此被戲稱為「邪會」。社會上呼籲改革協會的聲音不斷，2017年立法院修正通過《國民體育法》增訂「特定體育團體」專章，希望解決協會組織封閉、財務黑箱等問題；運動部也在今年宣布往後只有「特定運動團體」（國際體育組織中擁有正式會員資格的全國性體育團體）才能承租體育聯合辦公大樓，切斷運動協會畸形寄生運動部的亂象。不過希望這只是改革的開端，未來應引進第三方審計機制，建立更詳實的評鑑機制，促使協會發揮應有的功能。
其次，重視基層教練的養成。在臺灣基層教練多半是由運動選手退役之後轉任，但選手出身的教練就會是好教練嗎？答案是未必。因為好的教練必須有完整的訓練規劃、良好的溝通技巧、先進的戰術素養等能力，但選手未必具備，而且基層教練其實是運動選手培育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為運動員的基礎都是由基層教練打造出來的。因此不只要規定基層教練需經過一系列專班培育後才能擔任，更應定期召聚進行再教育，提供最先進的訓練知識與技術，協助教練們持續進化，避免有的教練抱持過時的老舊觀念，摧殘好的運動苗子，例如有的投手在國、高中階段被使用過度，剛步入職棒時赫然發現手臂已經報廢，需要動手術治療。
第三，強化科學化訓練方式。這幾年看到越來越多球隊或學校重視科學化訓練，這是一個好的趨勢，因為以前的老教練帶球隊動不動就是叫球員或選手跑操場、做仰臥起坐或伏地挺身，以強化體能及強壯體魄，但其實成效有界限，因為無法針對個別選手的身體狀況給予最適切的訓練，或者針對其弱點加強訓練。因此，運動部應該協同教育部不斷釋放更多資源，鼓勵所有學校增購設備，讓運動員在科學儀器的輔助下持續提升自身的運動實力。
第四，縮減上課時數，增加運動及社團活動時間。關於本項建議，教育部應該要有積極作為，畢竟這是屬於教育部的業務權責。在臺灣課表排滿的課程，好像課程安排越多學生會學到越多，然而在AI時代，許多知識尤其是背誦式的知識其實應該大幅減少，因為學生利用網路查詢到的絕對比教師在課堂上傳授的更多且更完整，因此應該重新設計課程，將心力花在邏輯思考、問題分析、歸納綜合相關能力的培養，其餘時間讓給運動及社團活動，讓學生們透過運動強化自身的健康與意志、耐力，也能培養出團隊合作精神，同時學習如何與人互動。
最後，成立覓才平台。我們必須承認除了棒球、羽球、桌球、撞球等少數幾項運動之外，臺灣的運動實力離體育強國尚有滿大的差距。在認清這個事實下，運動部除了要積極培育我國運動選手之外，其實還可以積極尋找人才，這可分2個方向進行，其一，與僑委會合作，透過僑社找尋具有運動實力的我國移民第二代或第N代，探詢他們代表我國出賽的意願，以厚植我國代表隊實力，如足球的陳昌源、籃球的張嗣漢、賀丹、賀伯；其二，與在我國各級學校就讀的外籍生或在球隊效力的外籍球員保持密切聯繫，協助有意願取得我國國籍者在符合歸化我國國籍的條件時，趕快歸化取得我國國籍，日本的制度值得我國參考。
當然，競技運動實力的提升絕非一蹴可及，而是需要許多苦工的積累，很高興看到運動部已經往正確的方向努力，期盼這些政策不會被中斷或轉向，而是能持續深化，讓臺灣成為一個健康有活力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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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地方選舉疑慮引發大規模抗議
6月3日韓國舉行地方選舉，卻因多達60幾處投票所發生「選票不足」問題，引發韓國民眾質疑選舉不公，並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也促使部分韓國民眾呼籲效法臺灣「現場投票、現場開票」的方式，以及希望廢除現行「事前投票」、「海外通信投票」等不在籍投票方式及外國人取得永久居留資格滿3年者可參與地方選舉投票等制度。
依照目前事證，雖然此次地方選舉應該沒有選舉舞弊的可能性，但卻對韓國的民主政治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因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公平的選舉」，而「公平的選舉」核心在於「信任」，當民眾對選舉制度產生懷疑，並且失去信任感之時，選舉結果就難以讓民眾接受，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勝選者取得政權、組成政府，將隨之動搖。
對於同為東亞重要民主國家之一的韓國，我們期盼此次事件能迅速且平和落幕，韓國政府能儘速釐清民眾相關質疑，而韓國民眾也能冷靜以對不要盲目地被鼓動、利用。當然，身為鄰國的臺灣應抱持哀矜勿喜的態度，理性看待此事件，並從中汲取教訓，避免我國舉辦選舉發生相類似事件。
臺灣對於是否採行「不在籍投票」已討論20餘年
雖然此次選舉事件爭議重點不是「不在籍投票」，但會爆發此事件不在籍投票算是主因之一，因為韓國選務主管機關會少印選票就是考量「事前投票」人數不少，才會認為投票日選票無須印製太多，以免留下太多空白選票而被指控有作票的嫌疑。其實要不要採行「不在籍投票」(包括移轉投票、通信投票)在臺灣也討論20餘年了，目前只有「公民投票法」第25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投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但其實施方式須另以法律定之，但該法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還在立法院審議中尚未三讀通過，所以仍無法進行不在籍投票。
今年年底地方選舉原住民將成為首次「不在籍投票」的選舉人
此外，立法院2025年12月26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修正內容包括選舉委員會應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投票，原住民選舉人不受應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限制，也就是原住民可以在各種公職人員選舉時進行不在籍投票，因此年底的地方大選應該就是我國有史以來進行第一次不在籍投票，不過只限於原住民。雖然此前選務人員已經有所謂「移轉投票」，但那是方便選舉工作人員投票的一種權宜措施，不能視之為正式的「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贊成、反對意見紛陳尚難以調和
到底我國應不應該採行「不在籍投票」，贊成與反對意見主要如下：贊成者認為不在籍投票可便利公民參與投票，為保障憲法第130條所明定的「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的重要方式；反對者則認為不在籍投票風險高，無法確保投票之隱密性(如果是移轉投票，因為申請者畢竟是少數，在個別投開票所非常容易被認出這些票是投給誰)，也可能被操控(如果是通信投信，可能在投票當下被脅迫，也無法保證選票移轉過程之安全)，如此將削弱選舉結果的公信力，更破壞民眾對選舉的信任。
因此如何兼顧公民的選舉權及杜絕「不在籍投票」之可能流弊，政府責無旁貸，或許先從公投及原住民公職選舉開始施行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公投是對「政策」的抉擇，且是全國性議題，申請移轉投票者的選票無需另設票匭，可減輕選務負擔；而原住民公職選舉則因選務較為單純，且選舉人數較少，兩者對選舉制度衝擊力都較為微小，選務主管機關中選會可以從辦理的經驗中觀察其利弊得失，並找出有效的防弊措施或因應之道，也可讓全國民眾從「不在籍投票」的實際執行情形瞭解其良窳，進而決定支持或反對。
讓實際執行情形說話
最後，呼籲全國民眾對於「不在籍投票」的議題應冷靜討論，想對贊成者說，保障人民的選舉權很重要，但選舉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之一，如果因為「不在籍投票」產生流弊導致民眾失去信任，將嚴重斲傷民主政治的根基，不利民主政治的發展，如美國近2次總統大選發生的投票爭議都升高國內的對立局勢，引發民主倒退的疑慮。也想對反對者說，選舉的公信力很重要，但選舉權的保障也很重要，不宜因為「不在籍投票」可能產生流弊就完全不予採用，致使關心家鄉公共事務的人因路程遙遠等相關因素無法用選票表達意見，並讓長期把持地方事務的派系繼續以資源鞏固其勢力，而看不到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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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臺北市長藍綠參選人對戰組合令人期待
時間過得真快，年底又要進行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相關政黨陸續進行黨內的初選與提名作業，並開始利用各種場合為選戰暖身，並增加參選人的曝光度，以爭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在這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市長的選舉最為國人所關心，畢竟前者為全國首善之區，後者則是全國最大的票倉，臺北市市長選舉尤為重中之重，因為民選總統之後，4位民選總統有3位擔任過臺北市長(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自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本屆臺北市長選舉如無意外，將是藍綠對決，由現任市長蔣萬安迎戰民進黨提名的沈伯洋，除了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對戰組合(蔣萬安1978年出生、沈伯洋1982年出生)，也是學歷最高的對戰組合(蔣萬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沈伯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位)，如果雙方陣營保持理性、克制，僅針對政策進行攻防，將可為臺灣的選舉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感，不過這很難做到就是了。
臺北市過往相關政策具有引導全國作用
作為全國首善之區，擁有最充足的預算與最豐沛的資源，臺北市往往被視為全國的領頭羊，臺北市政府的相關施政作為也常常被其他縣市政府仿效，比如陳水扁降低戶政事務所櫃台高度，改變政府機關與人民的關係；馬英九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及垃圾分類，有效減少垃圾數量；郝龍斌建置YouBike系統，方便民眾在城市內的移動。這些施政作為不需要花大錢，但卻深深影響民眾的生活，也廣獲各界好評。
臺北市正在老化當中：人老、屋齡高
然而，不容否認的，臺北市正在老化當中，不只高齡人口占比逐漸攀升，65歲以上人口，2021年為19.97%、2022年為20.91%、2023年為22.02%、2024年為23.06%、2025年為24.18%(數據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專區)；住宅屋齡也是全臺最高，30年以上比例為71.6%，50年以上13.7%(資料來源：都更追不上 全台每2戶住宅就有1戶是老屋，591房屋交易網，2026年5月27日)，如何有效改善，是臺北市政府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而上述「人老」、「屋齡高」的現象其實是多個原因(也可稱之為問題)加乘造成的，首先，臺北市房價全國最高，必須不吃不喝2、30年才買得起臺北市的房子，高房價的結果就是迫使年輕人遷離臺北，搬到鄰近縣市，然後每天花較多的交通成本往返住家與上班地點，因此即使臺北市工作機會較其他縣市多，但年輕人口卻無法增加，最後形成臺北市高齡人口占比越來越高的現象。
其次，因為房價、物價節節攀升，薪資漲幅完全跟不上，導致年輕人生活負擔沉重、壓力山大，結婚、生育的意願隨之降低，100年臺北市粗出生率為10.71‰、110年為7.34‰，114年僅剩5.19‰(數據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專區)，直接腰斬，當然這現象不是臺北市獨有，全國大部分縣市都是如此，但也因為新生兒人數持續下探，相對之下，高齡人口占比自然上升。
至於住宅屋齡全臺最高則因臺北市自清末臺灣建省以來即為臺灣政治、經濟中心，尤其是1949年之後湧入大量人口，包括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軍民及從中、南部北上尋求發展的人，為了因應龐大的住房需求，大量住宅被興建，然而幾十年過去，人老了，房子也跟著老了，可是要重建卻困難重重，一方面屋主沒有錢可以負擔重建費用，一方面建商要整合所有建物持有者意願極為不易，因此這幾年縱使「都市更新」不斷被提及，但可以說沒有太大的進展。此外，臺北市土地也幾乎開發殆盡，難再尋覓到大片空地興建住宅，因此老屋持續變老，又少有新屋落成，自然屋齡全臺最高。
老化給城市帶來的風險
當「人老」、「屋齡高」的現象持續，對一座城市說就是風險提升。首先，資源分配上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高齡人口的照護上，除了醫療、長照、社會福利之外，舉凡公共空間的設計與興建、老屋的維護與加裝電梯等升降設施、交通運輸的建置等也必須考量高齡人口的需求，將減少政府部門可在其他領域投入的資源。此外，高齡人口占比高也可能影響城市的活力，如勞動人口的減少、消費需求的萎縮，都必須加以重視。
而屋齡高要特別注意的不是建物外觀的老舊，而是建物結構的安全，不要忘記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而且清朝康熙年間臺北盆地還曾是一個湖，地質較為鬆軟，如果當年921大地震震央在臺北，後果將不堪設想。其次，老屋因為建造年代較早，建材、空間規劃並未如新建築般有諸多安全規範，一旦發生火災恐怕也難以施救。最後，因為老屋較高比例是老公寓，往往沒有電梯等升降設施，加上樓梯間狹窄，不利進出，也削弱入住的意願。
臺北市長必須有效因應老化現象
面對臺北市的老化，臺北市長必須正視，且帶領市政團隊拿出對策來有效因應。首先，人老是自然的現象，無法迴避且不可能視而不見，但如何讓人有尊嚴地老去，同時又能讓新血輪源源不斷地補充與流入，考驗市長的智慧。不要忘記了，臺北市擁有全國數一數二的就業機會，最近輝達海外總部進駐臺北，相信又能為臺北帶來幾千個工作機會，但應想方設法讓在臺北就業的人也能在臺北居住安身，而不是候鳥般白天飛來工作，晚上就飛去其他縣市安歇。
其次，老屋絕對不是只有拆除重建這條路，還可以透過適當地補強、修整，讓其繼續為人遮風擋雨。因此，市政團隊必須建立一套檢測與評量的機制，針對全市30年以上的老屋進行全面地體檢，有哪些是危險性過高不宜繼續存在，必須拆除重建；哪些是可以經由補強繼續居住，並由政府扮演最強支援者，協助完成拆除重建或補強的工作。尤其是大繼承潮即將來臨，當下一代接手老屋時，更需要這種幫助。
此外，老屋通常不是獨棟存在，而是整個社區都是老屋，因此也應思考如何完善老舊社區的安全設備，避免發生意外事故；協助組織管委會，隨時關心獨居的高齡人口生活狀況，並提供協助，讓高齡人口在自己的老宅中安心終老，而不致發生孤獨老死多日才被發現的悲劇。
因此，下一任臺北市長首要任務就是有效因應臺北市的老化現象，並為臺北市注入源源不絕的年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