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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地方選舉疑慮引發大規模抗議
6月3日韓國舉行地方選舉，卻因多達60幾處投票所發生「選票不足」問題，引發韓國民眾質疑選舉不公，並進行大規模抗議活動，也促使部分韓國民眾呼籲效法臺灣「現場投票、現場開票」的方式，以及希望廢除現行「事前投票」、「海外通信投票」等不在籍投票方式及外國人取得永久居留資格滿3年者可參與地方選舉投票等制度。
依照目前事證，雖然此次地方選舉應該沒有選舉舞弊的可能性，但卻對韓國的民主政治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因為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之一就是「公平的選舉」，而「公平的選舉」核心在於「信任」，當民眾對選舉制度產生懷疑，並且失去信任感之時，選舉結果就難以讓民眾接受，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勝選者取得政權、組成政府，將隨之動搖。
對於同為東亞重要民主國家之一的韓國，我們期盼此次事件能迅速且平和落幕，韓國政府能儘速釐清民眾相關質疑，而韓國民眾也能冷靜以對不要盲目地被鼓動、利用。當然，身為鄰國的臺灣應抱持哀矜勿喜的態度，理性看待此事件，並從中汲取教訓，避免我國舉辦選舉發生相類似事件。
臺灣對於是否採行「不在籍投票」已討論20餘年
雖然此次選舉事件爭議重點不是「不在籍投票」，但會爆發此事件不在籍投票算是主因之一，因為韓國選務主管機關會少印選票就是考量「事前投票」人數不少，才會認為投票日選票無須印製太多，以免留下太多空白選票而被指控有作票的嫌疑。其實要不要採行「不在籍投票」(包括移轉投票、通信投票)在臺灣也討論20餘年了，目前只有「公民投票法」第25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投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但其實施方式須另以法律定之，但該法律(「全國性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還在立法院審議中尚未三讀通過，所以仍無法進行不在籍投票。
今年年底地方選舉原住民將成為首次「不在籍投票」的選舉人
此外，立法院2025年12月26日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修正內容包括選舉委員會應單獨設置投票所或於區域選舉投票所內辦理各種公職人員選舉投票，原住民選舉人不受應在戶籍地投票所投票之限制，也就是原住民可以在各種公職人員選舉時進行不在籍投票，因此年底的地方大選應該就是我國有史以來進行第一次不在籍投票，不過只限於原住民。雖然此前選務人員已經有所謂「移轉投票」，但那是方便選舉工作人員投票的一種權宜措施，不能視之為正式的「不在籍投票」。
「不在籍投票」贊成、反對意見紛陳尚難以調和
到底我國應不應該採行「不在籍投票」，贊成與反對意見主要如下：贊成者認為不在籍投票可便利公民參與投票，為保障憲法第130條所明定的「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的重要方式；反對者則認為不在籍投票風險高，無法確保投票之隱密性(如果是移轉投票，因為申請者畢竟是少數，在個別投開票所非常容易被認出這些票是投給誰)，也可能被操控(如果是通信投信，可能在投票當下被脅迫，也無法保證選票移轉過程之安全)，如此將削弱選舉結果的公信力，更破壞民眾對選舉的信任。
因此如何兼顧公民的選舉權及杜絕「不在籍投票」之可能流弊，政府責無旁貸，或許先從公投及原住民公職選舉開始施行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公投是對「政策」的抉擇，且是全國性議題，申請移轉投票者的選票無需另設票匭，可減輕選務負擔；而原住民公職選舉則因選務較為單純，且選舉人數較少，兩者對選舉制度衝擊力都較為微小，選務主管機關中選會可以從辦理的經驗中觀察其利弊得失，並找出有效的防弊措施或因應之道，也可讓全國民眾從「不在籍投票」的實際執行情形瞭解其良窳，進而決定支持或反對。
讓實際執行情形說話
最後，呼籲全國民眾對於「不在籍投票」的議題應冷靜討論，想對贊成者說，保障人民的選舉權很重要，但選舉是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基礎之一，如果因為「不在籍投票」產生流弊導致民眾失去信任，將嚴重斲傷民主政治的根基，不利民主政治的發展，如美國近2次總統大選發生的投票爭議都升高國內的對立局勢，引發民主倒退的疑慮。也想對反對者說，選舉的公信力很重要，但選舉權的保障也很重要，不宜因為「不在籍投票」可能產生流弊就完全不予採用，致使關心家鄉公共事務的人因路程遙遠等相關因素無法用選票表達意見，並讓長期把持地方事務的派系繼續以資源鞏固其勢力，而看不到發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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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臺北市長藍綠參選人對戰組合令人期待
時間過得真快，年底又要進行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相關政黨陸續進行黨內的初選與提名作業，並開始利用各種場合為選戰暖身，並增加參選人的曝光度，以爭取選民的認同與支持。在這當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市長的選舉最為國人所關心，畢竟前者為全國首善之區，後者則是全國最大的票倉，臺北市市長選舉尤為重中之重，因為民選總統之後，4位民選總統有3位擔任過臺北市長(李登輝、陳水扁與馬英九)，自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本屆臺北市長選舉如無意外，將是藍綠對決，由現任市長蔣萬安迎戰民進黨提名的沈伯洋，除了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對戰組合(蔣萬安1978年出生、沈伯洋1982年出生)，也是學歷最高的對戰組合(蔣萬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沈伯洋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犯罪學與法律社會學博士學位)，如果雙方陣營保持理性、克制，僅針對政策進行攻防，將可為臺灣的選舉帶來令人耳目一新的觀感，不過這很難做到就是了。
臺北市過往相關政策具有引導全國作用
作為全國首善之區，擁有最充足的預算與最豐沛的資源，臺北市往往被視為全國的領頭羊，臺北市政府的相關施政作為也常常被其他縣市政府仿效，比如陳水扁降低戶政事務所櫃台高度，改變政府機關與人民的關係；馬英九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及垃圾分類，有效減少垃圾數量；郝龍斌建置YouBike系統，方便民眾在城市內的移動。這些施政作為不需要花大錢，但卻深深影響民眾的生活，也廣獲各界好評。
臺北市正在老化當中：人老、屋齡高
然而，不容否認的，臺北市正在老化當中，不只高齡人口占比逐漸攀升，65歲以上人口，2021年為19.97%、2022年為20.91%、2023年為22.02%、2024年為23.06%、2025年為24.18%(數據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專區)；住宅屋齡也是全臺最高，30年以上比例為71.6%，50年以上13.7%(資料來源：都更追不上 全台每2戶住宅就有1戶是老屋，591房屋交易網，2026年5月27日)，如何有效改善，是臺北市政府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而上述「人老」、「屋齡高」的現象其實是多個原因(也可稱之為問題)加乘造成的，首先，臺北市房價全國最高，必須不吃不喝2、30年才買得起臺北市的房子，高房價的結果就是迫使年輕人遷離臺北，搬到鄰近縣市，然後每天花較多的交通成本往返住家與上班地點，因此即使臺北市工作機會較其他縣市多，但年輕人口卻無法增加，最後形成臺北市高齡人口占比越來越高的現象。
其次，因為房價、物價節節攀升，薪資漲幅完全跟不上，導致年輕人生活負擔沉重、壓力山大，結婚、生育的意願隨之降低，100年臺北市粗出生率為10.71‰、110年為7.34‰，114年僅剩5.19‰(數據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人口統計資料專區)，直接腰斬，當然這現象不是臺北市獨有，全國大部分縣市都是如此，但也因為新生兒人數持續下探，相對之下，高齡人口占比自然上升。
至於住宅屋齡全臺最高則因臺北市自清末臺灣建省以來即為臺灣政治、經濟中心，尤其是1949年之後湧入大量人口，包括隨國民政府來臺的軍民及從中、南部北上尋求發展的人，為了因應龐大的住房需求，大量住宅被興建，然而幾十年過去，人老了，房子也跟著老了，可是要重建卻困難重重，一方面屋主沒有錢可以負擔重建費用，一方面建商要整合所有建物持有者意願極為不易，因此這幾年縱使「都市更新」不斷被提及，但可以說沒有太大的進展。此外，臺北市土地也幾乎開發殆盡，難再尋覓到大片空地興建住宅，因此老屋持續變老，又少有新屋落成，自然屋齡全臺最高。
老化給城市帶來的風險
當「人老」、「屋齡高」的現象持續，對一座城市說就是風險提升。首先，資源分配上必須投入更多資源在高齡人口的照護上，除了醫療、長照、社會福利之外，舉凡公共空間的設計與興建、老屋的維護與加裝電梯等升降設施、交通運輸的建置等也必須考量高齡人口的需求，將減少政府部門可在其他領域投入的資源。此外，高齡人口占比高也可能影響城市的活力，如勞動人口的減少、消費需求的萎縮，都必須加以重視。
而屋齡高要特別注意的不是建物外觀的老舊，而是建物結構的安全，不要忘記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頻繁，而且清朝康熙年間臺北盆地還曾是一個湖，地質較為鬆軟，如果當年921大地震震央在臺北，後果將不堪設想。其次，老屋因為建造年代較早，建材、空間規劃並未如新建築般有諸多安全規範，一旦發生火災恐怕也難以施救。最後，因為老屋較高比例是老公寓，往往沒有電梯等升降設施，加上樓梯間狹窄，不利進出，也削弱入住的意願。
臺北市長必須有效因應老化現象
面對臺北市的老化，臺北市長必須正視，且帶領市政團隊拿出對策來有效因應。首先，人老是自然的現象，無法迴避且不可能視而不見，但如何讓人有尊嚴地老去，同時又能讓新血輪源源不斷地補充與流入，考驗市長的智慧。不要忘記了，臺北市擁有全國數一數二的就業機會，最近輝達海外總部進駐臺北，相信又能為臺北帶來幾千個工作機會，但應想方設法讓在臺北就業的人也能在臺北居住安身，而不是候鳥般白天飛來工作，晚上就飛去其他縣市安歇。
其次，老屋絕對不是只有拆除重建這條路，還可以透過適當地補強、修整，讓其繼續為人遮風擋雨。因此，市政團隊必須建立一套檢測與評量的機制，針對全市30年以上的老屋進行全面地體檢，有哪些是危險性過高不宜繼續存在，必須拆除重建；哪些是可以經由補強繼續居住，並由政府扮演最強支援者，協助完成拆除重建或補強的工作。尤其是大繼承潮即將來臨，當下一代接手老屋時，更需要這種幫助。
此外，老屋通常不是獨棟存在，而是整個社區都是老屋，因此也應思考如何完善老舊社區的安全設備，避免發生意外事故；協助組織管委會，隨時關心獨居的高齡人口生活狀況，並提供協助，讓高齡人口在自己的老宅中安心終老，而不致發生孤獨老死多日才被發現的悲劇。
因此，下一任臺北市長首要任務就是有效因應臺北市的老化現象，並為臺北市注入源源不絕的年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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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後，中國出現走線與潤日等大規模人口出走現象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後，因著中共當局採取清零政策與大規模封控，導致中國經濟停滯，甚至惡化，許多中國人收入受到影響，也深感人身自由受到極大限制，因此出現大規模出走(本書作者估計約有30餘萬人)，在中國從而產生了「潤」(run)、「走線」及「潤日」等名詞。所謂「走線」就是從中南美洲國家(通常起點是厄瓜多)出發，經由陸路跋山涉水後非法入境美國尋求庇護的偷渡路程，踏上該路程的人被稱為走線客；而「潤日」是考量地利之便，以留學、投資與工作等方式移民到日本尋求較理想的生活環境。
2023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統計，超過3.7萬名中國公民在美墨邊境被捕，較2021年激增50倍。(引用自《走線哀歌：中國移民偷渡潮背後的夢與痛》，賈雪晴，2024年12月24日，獨立評論＠天下)記者陳映妤觀察到這個現象，因此與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FA）的「歪腦」（WHYNOT）團隊貼身記錄了這些走線者的經歷，並拍成《走線》(Walk the Line)這部紀錄片，深刻描述這些走線客出走的起心動念，過程中的艱難與危險，以及到達美國的欣喜若狂。
而在部分中國人走線到美國的同時，也有部分中國人潤到日本，包括專業人才、富翁、知識分子、藝文工作者、異議媒體、為給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環境的父母，以及希望安穩過日的中產階級，雖然日本並非所有這些人的最終選擇，有些人因為覺得不符理想而繼續遷移到第三地，但在中國政府瘋狂的愛國教育下，仍有不少人選擇日本，確實值得玩味。
著作本書的起因：中國友人之死萌發研究潤日中國人的想法
本書作者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是日本國際新聞記者，長期關注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社會議題，曾任職於中國財經媒體《財新傳媒》，可說是直接在中國內部觀察中國社會的動態轉變。2018年他定居在東京，發現琦玉縣南部的「新西川口唐人街」有越來越多中國人遷入，甚至在某一社區中國人的比例超過50%；2022年有數百名中國移民因白紙運動在JR新宿站南口聚集，作者觀察後與日本記者同行同感旅外中國人將成為理解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因此開始追蹤在日中國人社群。
真正想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一位在北京認識的媒體同行潤到日本，還在就讀語言學校時病死，結果推特(X的前身)上竟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網民在她死後對她進行鋪天蓋地的謾罵與嘲諷，指責她是漢奸、賣國賊，因此促使作者下決心對一些內心疑問尋找解答，包括什麼原因促使中國人決定離開祖國？為什麼選擇潤到日本？來到日本後的生活狀況為何？
選擇潤日的原因
中國人一向強調「安土重遷」，除非個人有雄心壯志要出外闖天下或遇到重大變故(如天災或戰爭)，不然不輕易離開家鄉。而中國改革開放後，因扮演「世界工廠」角色，經濟快速發展，大幅提升中國人的自豪感，更在中共當局的灌輸下，不少人深信「東升西降」，支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此種情境下理應是移入中國的人多，移出中國的人少，但為何會出現移民潮，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後？原因在本文一開頭提及的「清零政策」與「大規模封控」，一方面導致民眾收入大減，一方面讓民眾覺得生活空間受到政府強力侵入，人身自由大幅下降，深怕這種狀況未來會再次出現，不如選擇出走，一勞永逸地逃脫這困境。
那為什麼選擇日本呢？根據作者訪談潤日者得到的理由包括：物價比其他先進國家低、氣候宜人、同為漢字文化圈便利生活，當然日本政府放寬簽證申請條件，也有利中國人移民日本。不過潤日者組成多元，還是有個別的原因，比如富豪想到日本享受富足的生活，並確保財產安全；專業人才則是押注日本的經濟復興，希冀分享到日本的經濟紅利；中產階級父母想為孩子追求更優質的教育環境，不只教育成本較低，而且不用接受高壓教育；自由知識分子想逃離越來越令人感到窒息的環境，追求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日本社會對潤日者的反應
然而隨著潤日者人數越來越多，也引發日本社會的不安與不滿，不安的是當這些潤日者取得日本國籍，就會有投票權，甚至可能選出代表群體利益的參、眾議員影響日本相關政策走向，尤其是這些潤日者與早期移民日本的中國人不一樣，早期移民者會積極融入日本社會，行事避免與眾不同，但潤日者大多數傾向自成一個獨立的生態系，不積極學習日語，也沒想融入日本社會，與當地日本社會有點格格不入。
不滿的是，部分潤日者因匯率的優勢大買日本的房地產，肆意開發，破壞環境。此外，越來越多潤日者子女就讀日本學校，並將國內競爭習慣帶來日本，與日本當地人搶奪教育資源。加上一些在日本的小粉紅過激的行為，如網紅「油頭四六分」與中華料理店「西太后」店主為了一張「中國人與韓國人不得入內」的告示爆發激烈爭執，不斷挑動日本社會的敏感神經。
心得感想一：人民大量出走的國家非盛世國家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一再宣傳「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揚中國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製造業第1大國、實現全民脫貧、擁有全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全世界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國……，彷彿中國又重回盛世。
但回顧中國曾經的盛世，是周邊國家願意接受中國建構與領導的秩序、樂意學習中國的文化與先進技術、甚至是成為盛世中國的一份子，比如盛唐之時，胡商雲聚長安作生意、日本差派遣唐使來學習中國文化、唐朝將領黑齒常之及高仙芝原來分別是百濟人與高句麗人，這些都是具體存在的歷史事實。
然而，中共建政以來，人口持續外流，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更出現走線與潤日等大規模的人口外移現象，移入人口少之又少，人民已用腳投票否定中共的治理成績，請問這是中共宣傳的盛世嗎？儘管中共不斷宣傳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制度上的優勢，並且相信世界將「東升西降」，但事實畢竟是事實，以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特性，如果不是感到生活艱難或無法忍受環境越來越壓抑，斷不會冒著生命危險走線美國，或用盡各種方法潤日(也可以是潤新加坡、潤澳大利亞)。
心得感想二：日本恐難再扮演清末民初中國啟蒙老師的角色
清末民初許多中國菁英東渡日本學習軍事、政治、醫學、文學等各領域的知識，希望能學成歸國振興中國，如蔣中正、魯迅、汪精衛、胡漢民、宋教仁、蔡鍔、閻錫山、陳獨秀等，甚或存身日本接受新知、匯聚同道力量，期盼翻轉中國命運，如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縱使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迫使滿清政府割地賠款，但日本自維治維新後國力大增，先後擊敗中國、俄國，擠身世界強國之列，讓當時的中國菁英深感佩服，並積極學習。
本書提到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這一波潤日潮中也有不少人移居到日本，有人經營書店並不定期舉辦聚會，持續探討中國的改革，期盼未來能改變中國，作者因此猜想不知有沒有可能從中產生第2個孫中山，帶領中國走向新局。
然而這一猜想恐怕難以成真，理由如下：第一，在中國多年愛國教育的灌輸下，多數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恐怕不是以正面為主，要麼是仇恨、要麼是鄙視，難以重現清末民初中國人藉由日本獲取新知或匯聚力量的景象。第二、中共對其人民的管控力道遠遠超過清末的滿清政府，近幾年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甚至還出現「海外警察局」對其旅外人民進行「名為服務，實為監視」的行動，故海外中國人一舉一動恐怕都被掌握。此外，不管是民運人士或維權人士一旦離開中國，不出幾年其影響力就大幅下降，難以再對中國境內發揮實質影響力，因此要出現第2個孫中山的機率微乎其微。
總之，日本可以提供給潤日中國人的是一個安心退休養老的地方，一個追求夢想的地方，一個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地方，或一個可以活得像個正常人的地方，不用擔心害怕、不用過度競爭、不會感到壓抑，其實對潤日者而言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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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富庶繁榮還是積貧積弱？
提到宋朝，大家會先想到什麼？是國力嬴弱，一直被遼國、西夏、金國壓著打，不得不每年輸送歲幣以求和，最終被蒙古滅亡；還是文化藝術昌盛，盛產文化明星，如蘇軾、蘇轍、歐陽修、柳永、辛棄疾、陸游，甚至是創造出瘦金體的宋徽宗；抑或是《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描繪與記錄的熙熙攘攘的市井、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太平盛世。
不管是哪一種，都沒有對錯，因為每個人關注的重點不一樣是正常的，不過近年來在網路上看到越來越多人在回應如果穿越回古代，最希望的是穿越回宋朝，主要原因包括：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市民生活與現代相近，且有發達的夜市、高度發展的餐飲與娛樂，社會福利制度相對完善。反觀其他朝代，許多朝代住宅區與商業區是分隔開的，生活消費有點不便；晚上是有夜禁的，如果犯禁，晚上還到處蹓躂，是會被處罰打板子的；商人沒什麼地位，甚至商人子弟不能參加科舉。
因著種種美好，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稱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認為中華文化發展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與進化，到宋朝時達到了巔峰。但為什麼有些歷史學者認為宋朝國力衰弱、財政窘困，國學大師錢穆就直指宋朝積貧積弱。那到底宋朝是富庶繁華，還是積貧積弱呢？哪一個才是宋朝的真實面目？藉由本書《大宋繁華：璀璨盛世下的底層真相》，或許提供我們一條解開前述疑惑的途徑。
宋朝汲取性的繁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
本書作者諶旭彬以被統治者的視角來引領讀者瞭解宋朝確實是繁華，但繁華只屬於統治集團，被統治者則是在統治者以各種手段汲取他們的財富中為生活苦苦掙扎，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宋朝的「繁華」本質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揭穿宋朝的繁華是一種「汲取型繁華」，百姓生產出來的財富，被統治者以各種稅賦集中到官府手中，再通過軍餉、俸祿、賞賜等方式，轉移到統治集團群體身上，而平民百姓卻被各種繁瑣重稅壓的喘不過氣，最終形成一個「國富民窮」的畸形盛世。
汲取型統治的本質：秦制
歸根究柢，宋朝在政治氛圍上雖較其他朝代寬鬆，不像其他朝代動輒誅殺大臣，但還是中國自秦朝建立帝制政權以後的其中一個朝代，因循著秦制統治國家，因此本質並沒有差別，差別只在於統治技術。那何為秦制？根據諶旭彬另一本著作《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秦制2大特點為「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統治的基礎」、「盡可能提升汲取人力與物力的强度與總量」，其目的就是強調效率至上與防止對政權產生威脅的一切人事物，因此在秦制下總是呈現出中央集權與國富民弱的面貌。
為什麼秦制是盡可能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而不是藏富於民？根據後世學者從商君書(相傳是商鞅所作，也有人認為是後代法家託商鞅之名所做)整理出的「馭民五術」：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統治者為了更輕鬆地統治天下百姓，就必須持續指派百姓服勞役，讓百姓疲於奔命，無心也無力思考國家大事；必須不斷剝奪百姓的財富，讓百姓只能為求溫飽、生存而辛苦掙扎，不敢輕易反抗。
宋朝為何能繁華？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
回過頭說宋朝為何能夠繁華。根據作者的研究，宋朝是得益於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才能擁有繁華，人口紅利是因為宋朝人口數超越之前的朝代首次突破1億，因為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著有更多的勞動力，在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也就代表有更多的農作物產量，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無為的紅利則是來自宋朝不立田制，也就是不粗暴地干涉田地的買賣，讓市場決定土地資源的合適配置，進而達到土地最充分的利用。
為何有人口紅利？因為宋朝改變了稅制。以往朝代都是收人頭稅，也就是按丁收稅，一般都是針對成年人收稅，但有時國庫空虛甚至連幼兒也被當作收稅對象，百姓在無力繳納時只能選擇少生養或不生養，因此作者列出許多史料都提到一個詞「生子不舉」，也就是兒子生下來就不養育，直接拋棄或殺死，縱使官府一再明令禁止，但百姓為了自身生存，也只能忍痛違法；而在連己身也繳不出稅款時，就只能選擇逃亡他國、出家為僧或賣身於豪強。
最終政府稅收大減，只能改變稅制，唐德宗時宰相楊炎將「租傭調法」改為「兩稅法」，課稅方式從按人頭收稅變為按房屋、田地收稅，宋朝也沿用此種稅法，因此並不是統治者變仁慈了，而是因應實際情況的改變而調整稅制，最終還是要從百姓身上汲取財物，只不過這一調整意外地解放百姓生育的意願，從而使中國的人口在宋朝首次突破1億人的大關。
至於無為的紅利，在於宋朝君臣體認到既然課稅的對象是擁有田產的人，只要能從這些人身上收到稅，又何必在乎是否每個人都要分配到田地，因為政府再怎麼用力都無法避免土地兼併，倒不如由市場的力量去決定田地歸屬，最終因為宋朝政府的無為，意外地解放田地的產值，也促使擁有田地的人必須善待佃戶，才能招募到足夠的人力幫忙耕種，而這些佃戶也藉由田地擁有者免除各種繁重的賦役，因此縱使北宋當時有30%至40%左右的人(約三、四千萬人)名下沒有田地，也沒有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作者認為政府的不作為其實比做了什麼對百姓更加有利。
接著作者舉了政府積極作為造成傷害的例子，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義倉及居養院等。青苗法與市易法大家應該從歷史課有所了解，政策設計目的是要幫助貧困的農民與商人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藉由政府的貸款度過難關，似乎是一項德政，但實際上王安石將這2項制度與保甲法綁在一起，也就是藉由保甲法將貧戶與富家綁在一起，貧戶如果借錢後無力還錢，富家就要幫忙還本金與利息，因此政府保證收得到錢，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富家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因為要承擔同一保甲內貧戶的欠款，最終連富家也成為貧戶，附帶地民間借貸業也因為青苗法與市易法的執行被摧毀了，市場機制被破壞殆盡，百姓更難逃脫政府的掌控。
宋朝百姓的困境與掙扎
為了汲取百姓的人力與物力，宋朝政府的方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朱熹都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也就是指在宋朝之前各朝代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的方法都被宋朝政府使用了，雖然這句話帶有誇大的成分，但應該也離事實不遠了，畢竟宋朝有數量遠超其他朝代的官吏與軍隊需要養活。
在宋朝，天下萬民被分為官戶與民戶，官戶是屬統治集團，享有免徵賦稅與勞役的特權，民戶分鄉戶(鄉村百姓)與坊郭戶(城市百姓)則要承擔所有的賦稅與勞役。照理說，宋朝實施兩稅法已經將百姓免服勞役的稅金含括在內，如有勞役需求政府應該拿出財政收入去雇用勞力，但宋朝政府卻仍以各種名目徵發家境較為富裕的百姓來服勞役，等於重複課稅。
面對政府耍無賴，宋朝百姓只能想盡辦法讓自己不要被列入較為富裕的家戶名單，常見是分家分產、逃進大城市、不做田主改當佃戶，以及出家當和尚。分家分產較易理解，因為財產分割給幾個小家庭，每個家庭持有財產就變少了；逃進大城市則是城市富人較多，搬家過去相比之下就成為普通家庭；改當佃戶是因為沒有田產了，就不會成為被課稅與徵發服勞役的對象，至於出家當和尚也是跟當佃戶的理由相同。
不過百姓想方設法逃避，政府也用盡心思防堵，比如規定家中祖父母或父母尚在就不可分家，違者要被判刑3年；幫皇家守墓的家戶數裁減，資產多的家戶優先裁減；限期棄田產當佃戶者自首，不自首被查出者要補上以前逃避的稅款；限制度牒發放數，以減少出家人數。因此為了避免被處罰，就出現父親自殺、母親改嫁的悲劇，以便子孫分家分產，這是何等悲慘。
個人心得：有民主才有財產權
元代張養浩有一首曲《山坡羊．潼關懷古》：「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道盡了在帝制下，不管一個朝代是興盛還是衰亡，百姓都在受苦，因為百姓就只能當韭菜，被動地被收割，無法主動地改變命運，除非有幸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或者是把腦袋繫在褲腰帶上造反。
因此為何民主的起點：英國大憲章，會是規範國王徵收稅款必須經由議會同意就不難理解，因為有民主才能保障自己的財產。有些人常講：民主不能當飯吃，認為只要能賺到錢，是可以用民主來交換的，但歷史有太多例子告訴我們財富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反而會成為招致禍患的原因，元末明初富商沈萬三據說富可敵國，曾助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城牆，明太祖忌憚其富擬尋事由處死他，經馬皇后求情方改為流放，並充公其半數財產。
而中國的富豪也難逃此命運，「胡潤百富榜」上列名的富豪也為數不少或被判刑或被迫逃亡，被戲稱是「殺豬榜」(詳見維基百科，條目「胡潤百富榜」)。甚至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此前得罪中共當局，就被迫交出經營權，完全不能自主決定自己的財富。而中共建政初期，大多數私人企業經過公私合營階段後，全部變成國有企業，企業主淪為打工人，這種現象似乎有復甦的可能，因為中共近年來要求所有企業只要有3名以上的中共黨員就必須成立黨支部，且有跡象黨支部書記逐漸要求參與公司重大決策，屆時企業是要聽企業主的話還是黨的話呢？恐怕私人企業變成國有企業的歷史重來一遍。
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有不少臺灣人迎合或呼應中共當局，雖然眼前似乎有利可圖，但假如中共併吞臺灣，沒有任何人可以免除當韭菜的命運，因為中共的統治集團永遠只侷限在當初打天下的紅色權貴及其子孫，其他人要進去那個集團內難如登天，所以細數中國高官不難發現與中共紅色權貴都是沾親帶故，或是故吏舊屬，而臺灣人有幾人符合這項條件呢？利令智昏自古皆然。
因此，屬於自己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不要期待中共劃的大餅，因為在中共的體制下，財產都是屬於國家的，都要聽從黨的指揮，黨要你興就興，要你亡就亡，如帶有僥倖的意圖，恐怕下場悽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