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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後，中國出現走線與潤日等大規模人口出走現象
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後，因著中共當局採取清零政策與大規模封控，導致中國經濟停滯，甚至惡化，許多中國人收入受到影響，也深感人身自由受到極大限制，因此出現大規模出走(本書作者估計約有30餘萬人)，在中國從而產生了「潤」(run)、「走線」及「潤日」等名詞。所謂「走線」就是從中南美洲國家(通常起點是厄瓜多)出發，經由陸路跋山涉水後非法入境美國尋求庇護的偷渡路程，踏上該路程的人被稱為走線客；而「潤日」是考量地利之便，以留學、投資與工作等方式移民到日本尋求較理想的生活環境。
2023年，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統計，超過3.7萬名中國公民在美墨邊境被捕，較2021年激增50倍。(引用自《走線哀歌：中國移民偷渡潮背後的夢與痛》，賈雪晴，2024年12月24日，獨立評論＠天下)記者陳映妤觀察到這個現象，因此與美國自由亞洲電台（RFA）的「歪腦」（WHYNOT）團隊貼身記錄了這些走線者的經歷，並拍成《走線》(Walk the Line)這部紀錄片，深刻描述這些走線客出走的起心動念，過程中的艱難與危險，以及到達美國的欣喜若狂。
而在部分中國人走線到美國的同時，也有部分中國人潤到日本，包括專業人才、富翁、知識分子、藝文工作者、異議媒體、為給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環境的父母，以及希望安穩過日的中產階級，雖然日本並非所有這些人的最終選擇，有些人因為覺得不符理想而繼續遷移到第三地，但在中國政府瘋狂的愛國教育下，仍有不少人選擇日本，確實值得玩味。
著作本書的起因：中國友人之死萌發研究潤日中國人的想法
本書作者舛友雄大（Masutomo Takehiro）是日本國際新聞記者，長期關注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社會議題，曾任職於中國財經媒體《財新傳媒》，可說是直接在中國內部觀察中國社會的動態轉變。2018年他定居在東京，發現琦玉縣南部的「新西川口唐人街」有越來越多中國人遷入，甚至在某一社區中國人的比例超過50%；2022年有數百名中國移民因白紙運動在JR新宿站南口聚集，作者觀察後與日本記者同行同感旅外中國人將成為理解中國的重要資訊來源，因此開始追蹤在日中國人社群。
真正想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一位在北京認識的媒體同行潤到日本，還在就讀語言學校時病死，結果推特(X的前身)上竟有為數不少的中國網民在她死後對她進行鋪天蓋地的謾罵與嘲諷，指責她是漢奸、賣國賊，因此促使作者下決心對一些內心疑問尋找解答，包括什麼原因促使中國人決定離開祖國？為什麼選擇潤到日本？來到日本後的生活狀況為何？
選擇潤日的原因
中國人一向強調「安土重遷」，除非個人有雄心壯志要出外闖天下或遇到重大變故(如天災或戰爭)，不然不輕易離開家鄉。而中國改革開放後，因扮演「世界工廠」角色，經濟快速發展，大幅提升中國人的自豪感，更在中共當局的灌輸下，不少人深信「東升西降」，支持「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此種情境下理應是移入中國的人多，移出中國的人少，但為何會出現移民潮，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後？原因在本文一開頭提及的「清零政策」與「大規模封控」，一方面導致民眾收入大減，一方面讓民眾覺得生活空間受到政府強力侵入，人身自由大幅下降，深怕這種狀況未來會再次出現，不如選擇出走，一勞永逸地逃脫這困境。
那為什麼選擇日本呢？根據作者訪談潤日者得到的理由包括：物價比其他先進國家低、氣候宜人、同為漢字文化圈便利生活，當然日本政府放寬簽證申請條件，也有利中國人移民日本。不過潤日者組成多元，還是有個別的原因，比如富豪想到日本享受富足的生活，並確保財產安全；專業人才則是押注日本的經濟復興，希冀分享到日本的經濟紅利；中產階級父母想為孩子追求更優質的教育環境，不只教育成本較低，而且不用接受高壓教育；自由知識分子想逃離越來越令人感到窒息的環境，追求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日本社會對潤日者的反應
然而隨著潤日者人數越來越多，也引發日本社會的不安與不滿，不安的是當這些潤日者取得日本國籍，就會有投票權，甚至可能選出代表群體利益的參、眾議員影響日本相關政策走向，尤其是這些潤日者與早期移民日本的中國人不一樣，早期移民者會積極融入日本社會，行事避免與眾不同，但潤日者大多數傾向自成一個獨立的生態系，不積極學習日語，也沒想融入日本社會，與當地日本社會有點格格不入。
不滿的是，部分潤日者因匯率的優勢大買日本的房地產，肆意開發，破壞環境。此外，越來越多潤日者子女就讀日本學校，並將國內競爭習慣帶來日本，與日本當地人搶奪教育資源。加上一些在日本的小粉紅過激的行為，如網紅「油頭四六分」與中華料理店「西太后」店主為了一張「中國人與韓國人不得入內」的告示爆發激烈爭執，不斷挑動日本社會的敏感神經。
心得感想一：人民大量出走的國家非盛世國家
自從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共一再宣傳「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宣揚中國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製造業第1大國、實現全民脫貧、擁有全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全世界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國……，彷彿中國又重回盛世。
但回顧中國曾經的盛世，是周邊國家願意接受中國建構與領導的秩序、樂意學習中國的文化與先進技術、甚至是成為盛世中國的一份子，比如盛唐之時，胡商雲聚長安作生意、日本差派遣唐使來學習中國文化、唐朝將領黑齒常之及高仙芝原來分別是百濟人與高句麗人，這些都是具體存在的歷史事實。
然而，中共建政以來，人口持續外流，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更出現走線與潤日等大規模的人口外移現象，移入人口少之又少，人民已用腳投票否定中共的治理成績，請問這是中共宣傳的盛世嗎？儘管中共不斷宣傳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具有制度上的優勢，並且相信世界將「東升西降」，但事實畢竟是事實，以中國人安土重遷的特性，如果不是感到生活艱難或無法忍受環境越來越壓抑，斷不會冒著生命危險走線美國，或用盡各種方法潤日(也可以是潤新加坡、潤澳大利亞)。
心得感想二：日本恐難再扮演清末民初中國啟蒙老師的角色
清末民初許多中國菁英東渡日本學習軍事、政治、醫學、文學等各領域的知識，希望能學成歸國振興中國，如蔣中正、魯迅、汪精衛、胡漢民、宋教仁、蔡鍔、閻錫山、陳獨秀等，甚或存身日本接受新知、匯聚同道力量，期盼翻轉中國命運，如孫中山、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縱使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迫使滿清政府割地賠款，但日本自維治維新後國力大增，先後擊敗中國、俄國，擠身世界強國之列，讓當時的中國菁英深感佩服，並積極學習。
本書提到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這一波潤日潮中也有不少人移居到日本，有人經營書店並不定期舉辦聚會，持續探討中國的改革，期盼未來能改變中國，作者因此猜想不知有沒有可能從中產生第2個孫中山，帶領中國走向新局。
然而這一猜想恐怕難以成真，理由如下：第一，在中國多年愛國教育的灌輸下，多數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恐怕不是以正面為主，要麼是仇恨、要麼是鄙視，難以重現清末民初中國人藉由日本獲取新知或匯聚力量的景象。第二、中共對其人民的管控力道遠遠超過清末的滿清政府，近幾年維穩經費甚至超過國防預算，甚至還出現「海外警察局」對其旅外人民進行「名為服務，實為監視」的行動，故海外中國人一舉一動恐怕都被掌握。此外，不管是民運人士或維權人士一旦離開中國，不出幾年其影響力就大幅下降，難以再對中國境內發揮實質影響力，因此要出現第2個孫中山的機率微乎其微。
總之，日本可以提供給潤日中國人的是一個安心退休養老的地方，一個追求夢想的地方，一個可以呼吸自由空氣的地方，或一個可以活得像個正常人的地方，不用擔心害怕、不用過度競爭、不會感到壓抑，其實對潤日者而言已經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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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富庶繁榮還是積貧積弱？
提到宋朝，大家會先想到什麼？是國力嬴弱，一直被遼國、西夏、金國壓著打，不得不每年輸送歲幣以求和，最終被蒙古滅亡；還是文化藝術昌盛，盛產文化明星，如蘇軾、蘇轍、歐陽修、柳永、辛棄疾、陸游，甚至是創造出瘦金體的宋徽宗；抑或是《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描繪與記錄的熙熙攘攘的市井、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太平盛世。
不管是哪一種，都沒有對錯，因為每個人關注的重點不一樣是正常的，不過近年來在網路上看到越來越多人在回應如果穿越回古代，最希望的是穿越回宋朝，主要原因包括：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市民生活與現代相近，且有發達的夜市、高度發展的餐飲與娛樂，社會福利制度相對完善。反觀其他朝代，許多朝代住宅區與商業區是分隔開的，生活消費有點不便；晚上是有夜禁的，如果犯禁，晚上還到處蹓躂，是會被處罰打板子的；商人沒什麼地位，甚至商人子弟不能參加科舉。
因著種種美好，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稱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認為中華文化發展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與進化，到宋朝時達到了巔峰。但為什麼有些歷史學者認為宋朝國力衰弱、財政窘困，國學大師錢穆就直指宋朝積貧積弱。那到底宋朝是富庶繁華，還是積貧積弱呢？哪一個才是宋朝的真實面目？藉由本書《大宋繁華：璀璨盛世下的底層真相》，或許提供我們一條解開前述疑惑的途徑。
宋朝汲取性的繁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
本書作者諶旭彬以被統治者的視角來引領讀者瞭解宋朝確實是繁華，但繁華只屬於統治集團，被統治者則是在統治者以各種手段汲取他們的財富中為生活苦苦掙扎，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宋朝的「繁華」本質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揭穿宋朝的繁華是一種「汲取型繁華」，百姓生產出來的財富，被統治者以各種稅賦集中到官府手中，再通過軍餉、俸祿、賞賜等方式，轉移到統治集團群體身上，而平民百姓卻被各種繁瑣重稅壓的喘不過氣，最終形成一個「國富民窮」的畸形盛世。
汲取型統治的本質：秦制
歸根究柢，宋朝在政治氛圍上雖較其他朝代寬鬆，不像其他朝代動輒誅殺大臣，但還是中國自秦朝建立帝制政權以後的其中一個朝代，因循著秦制統治國家，因此本質並沒有差別，差別只在於統治技術。那何為秦制？根據諶旭彬另一本著作《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秦制2大特點為「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統治的基礎」、「盡可能提升汲取人力與物力的强度與總量」，其目的就是強調效率至上與防止對政權產生威脅的一切人事物，因此在秦制下總是呈現出中央集權與國富民弱的面貌。
為什麼秦制是盡可能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而不是藏富於民？根據後世學者從商君書(相傳是商鞅所作，也有人認為是後代法家託商鞅之名所做)整理出的「馭民五術」：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統治者為了更輕鬆地統治天下百姓，就必須持續指派百姓服勞役，讓百姓疲於奔命，無心也無力思考國家大事；必須不斷剝奪百姓的財富，讓百姓只能為求溫飽、生存而辛苦掙扎，不敢輕易反抗。
宋朝為何能繁華？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
回過頭說宋朝為何能夠繁華。根據作者的研究，宋朝是得益於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才能擁有繁華，人口紅利是因為宋朝人口數超越之前的朝代首次突破1億，因為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著有更多的勞動力，在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也就代表有更多的農作物產量，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無為的紅利則是來自宋朝不立田制，也就是不粗暴地干涉田地的買賣，讓市場決定土地資源的合適配置，進而達到土地最充分的利用。
為何有人口紅利？因為宋朝改變了稅制。以往朝代都是收人頭稅，也就是按丁收稅，一般都是針對成年人收稅，但有時國庫空虛甚至連幼兒也被當作收稅對象，百姓在無力繳納時只能選擇少生養或不生養，因此作者列出許多史料都提到一個詞「生子不舉」，也就是兒子生下來就不養育，直接拋棄或殺死，縱使官府一再明令禁止，但百姓為了自身生存，也只能忍痛違法；而在連己身也繳不出稅款時，就只能選擇逃亡他國、出家為僧或賣身於豪強。
最終政府稅收大減，只能改變稅制，唐德宗時宰相楊炎將「租傭調法」改為「兩稅法」，課稅方式從按人頭收稅變為按房屋、田地收稅，宋朝也沿用此種稅法，因此並不是統治者變仁慈了，而是因應實際情況的改變而調整稅制，最終還是要從百姓身上汲取財物，只不過這一調整意外地解放百姓生育的意願，從而使中國的人口在宋朝首次突破1億人的大關。
至於無為的紅利，在於宋朝君臣體認到既然課稅的對象是擁有田產的人，只要能從這些人身上收到稅，又何必在乎是否每個人都要分配到田地，因為政府再怎麼用力都無法避免土地兼併，倒不如由市場的力量去決定田地歸屬，最終因為宋朝政府的無為，意外地解放田地的產值，也促使擁有田地的人必須善待佃戶，才能招募到足夠的人力幫忙耕種，而這些佃戶也藉由田地擁有者免除各種繁重的賦役，因此縱使北宋當時有30%至40%左右的人(約三、四千萬人)名下沒有田地，也沒有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作者認為政府的不作為其實比做了什麼對百姓更加有利。
接著作者舉了政府積極作為造成傷害的例子，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義倉及居養院等。青苗法與市易法大家應該從歷史課有所了解，政策設計目的是要幫助貧困的農民與商人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藉由政府的貸款度過難關，似乎是一項德政，但實際上王安石將這2項制度與保甲法綁在一起，也就是藉由保甲法將貧戶與富家綁在一起，貧戶如果借錢後無力還錢，富家就要幫忙還本金與利息，因此政府保證收得到錢，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富家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因為要承擔同一保甲內貧戶的欠款，最終連富家也成為貧戶，附帶地民間借貸業也因為青苗法與市易法的執行被摧毀了，市場機制被破壞殆盡，百姓更難逃脫政府的掌控。
宋朝百姓的困境與掙扎
為了汲取百姓的人力與物力，宋朝政府的方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朱熹都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也就是指在宋朝之前各朝代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的方法都被宋朝政府使用了，雖然這句話帶有誇大的成分，但應該也離事實不遠了，畢竟宋朝有數量遠超其他朝代的官吏與軍隊需要養活。
在宋朝，天下萬民被分為官戶與民戶，官戶是屬統治集團，享有免徵賦稅與勞役的特權，民戶分鄉戶(鄉村百姓)與坊郭戶(城市百姓)則要承擔所有的賦稅與勞役。照理說，宋朝實施兩稅法已經將百姓免服勞役的稅金含括在內，如有勞役需求政府應該拿出財政收入去雇用勞力，但宋朝政府卻仍以各種名目徵發家境較為富裕的百姓來服勞役，等於重複課稅。
面對政府耍無賴，宋朝百姓只能想盡辦法讓自己不要被列入較為富裕的家戶名單，常見是分家分產、逃進大城市、不做田主改當佃戶，以及出家當和尚。分家分產較易理解，因為財產分割給幾個小家庭，每個家庭持有財產就變少了；逃進大城市則是城市富人較多，搬家過去相比之下就成為普通家庭；改當佃戶是因為沒有田產了，就不會成為被課稅與徵發服勞役的對象，至於出家當和尚也是跟當佃戶的理由相同。
不過百姓想方設法逃避，政府也用盡心思防堵，比如規定家中祖父母或父母尚在就不可分家，違者要被判刑3年；幫皇家守墓的家戶數裁減，資產多的家戶優先裁減；限期棄田產當佃戶者自首，不自首被查出者要補上以前逃避的稅款；限制度牒發放數，以減少出家人數。因此為了避免被處罰，就出現父親自殺、母親改嫁的悲劇，以便子孫分家分產，這是何等悲慘。
個人心得：有民主才有財產權
元代張養浩有一首曲《山坡羊．潼關懷古》：「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道盡了在帝制下，不管一個朝代是興盛還是衰亡，百姓都在受苦，因為百姓就只能當韭菜，被動地被收割，無法主動地改變命運，除非有幸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或者是把腦袋繫在褲腰帶上造反。
因此為何民主的起點：英國大憲章，會是規範國王徵收稅款必須經由議會同意就不難理解，因為有民主才能保障自己的財產。有些人常講：民主不能當飯吃，認為只要能賺到錢，是可以用民主來交換的，但歷史有太多例子告訴我們財富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反而會成為招致禍患的原因，元末明初富商沈萬三據說富可敵國，曾助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城牆，明太祖忌憚其富擬尋事由處死他，經馬皇后求情方改為流放，並充公其半數財產。
而中國的富豪也難逃此命運，「胡潤百富榜」上列名的富豪也為數不少或被判刑或被迫逃亡，被戲稱是「殺豬榜」(詳見維基百科，條目「胡潤百富榜」)。甚至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此前得罪中共當局，就被迫交出經營權，完全不能自主決定自己的財富。而中共建政初期，大多數私人企業經過公私合營階段後，全部變成國有企業，企業主淪為打工人，這種現象似乎有復甦的可能，因為中共近年來要求所有企業只要有3名以上的中共黨員就必須成立黨支部，且有跡象黨支部書記逐漸要求參與公司重大決策，屆時企業是要聽企業主的話還是黨的話呢？恐怕私人企業變成國有企業的歷史重來一遍。
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有不少臺灣人迎合或呼應中共當局，雖然眼前似乎有利可圖，但假如中共併吞臺灣，沒有任何人可以免除當韭菜的命運，因為中共的統治集團永遠只侷限在當初打天下的紅色權貴及其子孫，其他人要進去那個集團內難如登天，所以細數中國高官不難發現與中共紅色權貴都是沾親帶故，或是故吏舊屬，而臺灣人有幾人符合這項條件呢？利令智昏自古皆然。
因此，屬於自己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不要期待中共劃的大餅，因為在中共的體制下，財產都是屬於國家的，都要聽從黨的指揮，黨要你興就興，要你亡就亡，如帶有僥倖的意圖，恐怕下場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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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劇《太平年》暗合中共對臺統戰意圖
最近看到網路上熱烈討論一部陸劇《太平年》，劇情以五代十國末了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歷史為背景，描述吳越王錢弘俶、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以及後周世宗柴榮等3人，在「國不成國、家不成家」生命朝不保夕的亂世中，如何為了天下蒼生選擇終結戰火、完成天下一統。因為本人沒有追劇的習慣，沒有觀賞該部戲，因此沒有評論其劇情設定、演員功力、服裝、場景等項目的資格，可是對這段歷史卻有一些話不吐不快，欲藉本文詳予述說。
自從秦始皇吞滅六國、一統天下後，中國人心中似乎有著天下大一統的思維，覺得分裂是負面的、是紛亂的根源，統一才是正道、才能帶來太平，因此《三國演義》有句名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明代小說《醒世恆言》也有句話「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真實反映這一思維。因此，在中國分裂的時期，割據的群雄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消滅其他割據勢力，一統天下，而不是讓轄下百姓安居樂業，安穩地過日子，因為轄下百姓就是發動與支持戰爭的最大資源來源，包括兵力、軍事物資，此時最優先思考是如何獲取源源不絕的資源以掃平天下，至於天下太平只能等天下統一後再來達成。
不過吳越國算是五代十國亂世中的一個特殊例子，其開國君王錢鏐深知國力不足與其他勢力爭雄，因此吳越國除了為防衛國土被迫應戰外，基本上不興刀兵，致力於發展海上貿易，其轄下百姓生活安寧，杭州也發展成為當時東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其後在趙匡胤建立宋朝，逐步統一天下時，當時的吳越國國王錢弘俶就獻上國土，和平歸降，消弭趙匡胤可能為吞併吳越國而發動戰爭，算是一段歷史佳話。
然而，這樣的歷史佳話放在中國與臺灣之間，卻可能成為了中共對臺統戰的素材，因為吳越國與鄰國南唐恰成鮮明對照：吳越國「納土歸宋」與南唐被宋軍滅國、國君李後主被俘，正是中共一再宣傳的「臺灣應該接受和平統一，不然只能面對武力統一。」
大一統的弊端證明其非中國最佳選項
先不說中共本就沒有「統一」臺灣的法律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不能主張臺灣為其領土一部分，所以吳越國「納土歸宋」的歷史無法套在臺灣身上。單就「統一」而言，難道在中國只能走大一統這條路嗎？不能有多國分立這選項嗎？在此先聲明，本人絕對沒有裂解中國的意圖，純粹只就國家治理來探討到底是大一統比較好，還是「小國寡民」比較優。
根據知名歷史學者黃仁宇的研究，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完成大一統主要是為有效調度資源以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及治理黃河水患。但這種過度早熟的政治結構強調全國一致性，必須倚賴文官體系與儒家道德維繫，缺乏數字管理，無法進一步發展有效的經濟制度與相關法規系統，導致中國難以建立現代化社會。
另民國初年有鑒於當時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控制力下降，沒有任一政治團體可以利用有效的行政機構集中政治與經濟資源重建中央權威，省籍意識開始成為整合社會資源的工具。因此有學者、政治參與者與地方實力派軍人推動「聯省自治」運動，主張先由各省自訂憲法 ( 或稱省自治法），依據省憲組織省政府負責省治；然後是各省選派代表組織聯省會議，制定聯省憲法，將中國改造成聯邦制國家。(詳見維基百科「聯省自治」條目)雖最後該運動無疾而終，但可見時人察覺中央集權制度之弊，想透過聯省自治達到地方分權，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大一統並非是中國唯一的選項。
此外，有人認為如果分裂成幾個國家將容易產生紛爭、甚至彼此攻伐，一如中國歷史上之分裂時期。但個人認為這是多慮了，首先分裂時期割據的群雄心懷大一統夢想，總想著重造一個統一的王朝，當然會干戈不止、烽火四起，如果放下這個執念，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其次，資源與商品的互通有無也有助平息征戰，北宋時期宋、遼、西夏和平相處的時期就比戰爭期間來得長，因為彼此之間透過貿易往來可以獲取生活所需物資，就無需透過戰爭方式來取得，畢竟大多數人還是希望和平而不是戰爭。
最後，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之後就一直朝著大一統方向走，少有多國並存的情形，因此無法進一步發展國際規約或國際公法，更不可能有國際組織等平台讓國與國之間進行談判與協調，彼此之間缺乏一個緩衝機制，發生爭執或利益衝突時，就容易訴諸武力，難有較為中立的第三者居間協調，平息爭議。
綜合上述分析，打破大一統迷思，多國並存並不意味戰爭，反而是走向細緻管理的機會，因為如同老子倡導「小國寡民」，正是考量當時國家治理能力有限，如國家版圖與人民數量超過統治者治理能力，每個人權益無法獲得保障，倒不如縮小國家規模，讓統治者得以有效治理，讓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或許有人會說，現代科技進步，加上學術發達，政治、社會、管理等學術領域的著作汗牛充棟，應可協助放大政府治理能力，大型國家也可有效治理。然而，觀諸目前世上大型國家，如俄羅斯、印度、美國、中國等國，其實社會問題叢生，政府治理難謂良善，即使中國一直自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強調其治理成績，可是一個戶籍不能自由遷徙的國家、一個需要龐大維穩經費的國家、一個多數人民處於貧窮線底下的國家，橫看豎看都看不出這是一個善治的政府。因此，與其一直強調大一統，更應深入思考國家治理的問題。
南唐委屈求和無法阻擋北宋統一的腳步
談了一大堆大一統的問題，現在回頭說說南唐面對北宋統一的事情。南唐立國於金陵(今之南京)，極盛時統治地區包括今江蘇、安徽兩省淮河以南、蘇北東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東部，為五代十國亂世中較為穩定、繁榮的地方，可惜後來因為一連串失策的對外用兵，導致國力受損，接著又被後周世宗大敗，割讓長江以北土地，並去除帝號，向後周稱臣。
宋朝立國後，南唐被進一步矮化，唐國主被改為江南國主，南唐諸王被降封為公，其後大將林仁肇被宋朝用反間計除去，戰力再被削弱。3年後，宋朝以南唐後主李煜拒絕入朝為由發動征討，歷時2年南唐國滅、後主被俘。其間李後主曾派大臣入宋謝罪並乞求宋太祖撤兵，留給南唐一條生路，但被宋太祖嚴詞拒絕，宋太祖說出的千古名言是「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白話文就是：不需要再多說什麼！南唐哪有什麼罪過，只不過這天下只能統一於一家，好比我睡臥的床鋪旁，怎麼可能容得下別人呼呼大睡呢！
南唐亡國的慘痛歷史可成臺灣的借鏡
從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南唐面對宋朝的步步進逼是一再委曲求全、百般迎合，只求苟活，但不思整飭軍備，以防宋朝武力征討，且誤中宋朝反間計殺掉大將林仁肇，自毀長城，最終國亡家破。難道南唐對宋朝不夠順服嗎？難道南唐有危害宋朝國家安全嗎？通通都沒有，而且這還是宋太祖自己親自認證的：只因我要一統天下，不管你有沒有錯，不管你是順服還是抗拒，我就是要滅了你。
以此反思臺灣，面對中共一再逼迫，不管是在國際場合封殺臺灣，還是派軍機、軍艦擾臺，我們要像南唐一再委曲求全，乞求和平嗎？還是積極整飭軍備，奉行孫子兵法「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敵之不攻，恃吾不可攻也。」以求和平呢？從南唐的亡國經驗相信並不難選擇，因為中共吞併臺灣的野心，不會因為臺灣不修軍備、維持和平姿態就放棄，反而會因臺灣國防空虛而更加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