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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珈彤
各地選戰升溫，追星文化也走進競選現場。近日一則Threads貼文寫道，為了支持候選人，將偶像應援手燈加工。貼文吸引八萬次瀏覽和五千讚。原本在演唱會為偶像亮起的燈，如今成為支持候選人的應援工具。粉絲能否使用偶像符號，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早在2024年青鳥行動期間，臺灣追星族帶著應援手燈上街，曾引發類似討論。支持者認為，手燈是自己購買的物品，由個人決定如何使用。粉絲是公民，不應該參與公共事務時，被要求隱藏自己的文化身分。拿著某團手燈支持政治訴求，也不等於宣稱偶像支持，更非直接代表所有粉絲。
反對者則擔心，手燈是具有明確歸屬的文化符號。即使使用者只想表達個人立場，照片經社群傳播後，仍可能被解讀為整個粉絲群體的政治表態，甚至牽連偶像。尤其當團體涉及不同國籍成員與跨國市場時，粉絲的政治行動，可能讓藝人承擔未曾選擇的輿論風險。
爭議涉及兩種不同權利，個人使用文化符號的自由，以及他人拒絕被代表的自由。前者不能保證符號不被誤讀，後者也不應成為禁止粉絲參與政治的理由。除了從「追星是否應該碰政治」切入，更應該追問，手燈為何從演唱會走向街頭，以及追星文化進入政治後，如何被使用與解讀。
Jeon於2026年發表的研究，以2024至2025年韓國彈劾抗議為背景，蒐集118名具有至少三年追星經驗的韓國K-pop粉絲回答，分析追星經驗如何逐步賦予公共意義。
粉絲在群體中感受到興奮、投入，以及與他人連結的力量，這些經驗進一步形成較穩定的情感取向，例如對他人的責任感、對不公義的憤怒。當情感與具體社會事件結合，粉絲可能透過捐款、抵制、參與示威等行動，重新理解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換言之，手燈上街的意義，讓參與者將既有的情感連結，帶進陌生的政治場合，從「與其他粉絲一起支持偶像」，延伸為「與其他公民一起守護共同生活」。
Go與Garinto的研究，具體呈現粉絲如何把追星技能用於選舉。兩位作者在2021年至2022年菲律賓總統競選期間，觀察X上的粉絲活動，分析支持Robredo的「KpopStans for Leni」如何改造K-pop的語言與視覺素材。
例如，粉絲將TWICE成員Sana的舞台直拍，加上重新填寫的歌詞字幕，讓原本用於欣賞偶像的影片，轉為呼籲負責任投票、支持Robredo的競選訊息。其他行動包含，模仿韓流周邊的競選套組，包含小卡、衣服、貼紙與心形手燈，兼具群體識別、宣傳與募款功能。熟悉的追星物件，因為換上候選人姓名與競選標誌，獲得新的政治意義。
透過粉絲公民實踐，降低政治參與門檻以及引起認同感，運用流行文化創意與共同語言，建立政治連結，表達對社會改變的期待。只要不踩「擴大宣稱為整個粉絲群體支持」的紅線即可。
同時更應該注意，當粉絲熟悉的護航、衝聲量與維護形象，搬進選舉時，是否還容得下政策質疑？支持者能否承認候選人的錯誤，在必要時收回支持？這些才是政治參與品質的關鍵。民主容得下應援的熱情，更需要支持者在燈海之外，持續追問政策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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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語嘈
臺北市長蔣萬安提出松機遷建的構想
臺北市長蔣萬安於10月8日舉行記者會，拋出松山機場遷建構想，計畫將機場及周邊約300公頃土地，轉型為AI產業園區，其中100公頃作為產業聚落、90公頃作為住宅及支援性公共設施，另有110公頃規劃為公園綠地。消息一出，引發各界熱議，畢竟此前都未見臺北市政府提出相關規劃，連蔣萬安在幾年前談論到此議題時都表示國土規劃應審慎面對，而非在選舉時倉促決定。
關於松山機場遷建，一直以來大都是民進黨籍人士提出的構想，如李應元、姚文智、吳怡農及張景森，因此並不是一個新議題，但提出後都沒能經社會各界與政府部門深入討論就無疾而終，所以目前仍只是一個構想，未能成為政策議題，就其利弊得失深入分析、研究與探討，殊為可惜。
松機遷建可考量但不應開發為AI產業園區，因為有電力供應、交通堵塞、都市熱島效應、經濟弱勢者被迫遷移等問題
目前反對者都認為松山機場兼具軍事、醫療後送、緊急救援與搜查基地、離島交通與國際航空等多重任務，想遷建恐怕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地方；贊成者則認為可以改善內湖長期交通堵塞、周邊地區建築限高難以發展等問題。對於松山機場遷建，在反對者提出的相關問題得到妥適解決方案前提下，我個人傾向支持，但我反對開發為AI產業園區，因為這並不是最好的選擇。
首先，電力的供應是一大問題。為了因應臺灣近年半導體產業的急速發展，電力需求大幅增加，賴清德總統甚至不惜放棄民進黨「無核家園」的神主牌，表示在評估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核三重新運轉。雖然蔣萬安沒有講清楚AI產業園區到底是要以硬體為主，還是軟體為主，但電力需求增加是避免不了的問題，差別只在於增加幅度的大小。縱使臺灣恢復核能供電，但不是發了電就能讓產業園區有電用，還必須設置變電所才能將高壓電轉為適合工商業與一般住宅使用的電壓，然而為了滿足包含輝達在內的北士科用電需求，臺電擬在當地建置變電所卻一直遭到當地居民反對，歷經一年的拉鋸方才定案，請問屆時產業園區開發不會遇到相同問題嗎？
其次，塞入產業園區可能產生新的交通問題。蔣萬安提出松機遷建的一個理由是解決內湖交通長期堵塞的問題，但是內湖交通問題之所以產生不只是「松機擋路」此一單一因素，還包括大量非本地人的就業人口湧入，相關交通系統卻沒有妥適因應，方才導致上下班交通打結。開發產業園區同樣也會帶來大量就業人口，也一樣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居住在當地，到時還是會有上下班大量車潮湧現的現象，交通問題依然存在，無法得到解決。
第三，臺北市盆地地形加劇都市熱島效應。所謂都市熱島效應是指都市發展過程中，大量人工建築與人類活動，導致市區氣溫明顯高於周邊郊區或鄉村地區的氣候現象，臺北市更因為是盆地地形導致熱度更難以發散，如果開發產業園區將聚集大量人口在此活動，勢必使臺北整體溫度再向上增加，熱島效應更加顯著，恐怕臺北的夏天會更如火爐一般，讓人難以忍受。
最後，一旦開發為產業園區恐將再迫使經濟弱勢的臺北市民不得不遷出臺北市，重演近2、30年來臺北市一再上演的人口外流悲劇。我在「我對臺北市長的期待：(二)建立宜居的家園」一文中提及，臺北市從86年起直到114年底總共淨遷出384,294人，主要原因就是臺北市不斷高漲的房價與物價，松機遷建改開發AI產業園區很大機率會重演內湖設置科技園區的舊歷史，房價不斷抬升，部分當地弱勢人口因無力負擔而被迫遷離，臺北市的人口總數持續減少，多數年輕人還是只能在臺北市當打工族，無法成為臺北市總人口數的一份子。
松機遷建後的土地利用較佳方式：闢建大型公園、興建社會住宅、成為都更遷建基地
那麼松機遷建後，原有土地最佳用途為何？我的看法與前政委張景森類似，首先是闢建大型公園，因為公園具備休閒遊憩、生態保育、環境調節與社會交流等多重功能，是一個城市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雖然臺北目前有大安森林公園，面積約為25.93 公頃，被稱為臺北的「都市之肺」，但這樣足夠嗎？我們看看周邊國家主要都市，東京都立水元公園約92公頃、首爾大公園約915.70公頃、新加坡東海岸公園約 185 公頃、香港大埔海濱公園約 22公頃，跟這4個城市比較，大安森林公園面積只比香港的大埔海濱公園大，因此首先應闢建為公園，依照蔣萬安的構想會有110公頃規劃為公園綠地，這部分值得讚許。
其次是興建社會住宅。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統計資料，截至今年9月底，臺北市設籍總人口數為241萬8872人，但從網路上查到的電信信令資料顯示臺北市日間活動人口約為326.3萬人，其間的差距約為85萬人，代表許多白天在臺北市工作、求學等人口是來自其他縣市，他們之中可能有不少人想在臺北居住，但現實又不可能滿足他們的願望，只能通勤往返於臺北與居住地之間，因此蔣萬安提出90公頃作為住宅及支援性公共設施，個人以為這些土地不應出售給建商，而是規劃其中一部分蓋社會住宅，讓在臺北市工作卻無力在臺北市購屋，甚至是居住的人可以在社會住宅安身；另一部分應規畫作為都更遷建基地。
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曾提倡「防災型都更」，主張利用國有地興建一批大樓，把周遭舊社區住戶遷移進去，再把舊社區拆除重建為耐震型住宅，等到完工後讓居民遷回原來社區；持續進行此政策，將可讓老舊社區消失，重新煥發活力，也可防止大型地震發生在臺北時可能造成的重大傷亡。(詳見2016年7月19日，鄧鎮銘，「防災型都更該怎麼做？」)此政策與張景森提議的都更遷建基地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值得有關部門深入研究。
結語：臺北市應有不一樣的想法了
最後，我們要再次強調，臺北真的要有不一樣的想法，不能總想著「經濟」、「發展」，而是思考如何讓每個市民能夠活得更舒適、安全、便利。臺北面積其實不大，僅有271.7997平方公里，是六都中最小的，甚至排名第5的桃園市面積(1,220.9540 平方公里)都是臺北的4.49倍大，因此土地運用更應謹慎思考，何況臺北已經有內湖科技園區、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及北投士林科技園區，何苦要趕風潮再塞入一個AI產業園區，這並非一個首都市長應有的思維格局。
臺北經濟發展在全臺已經位列前茅，缺的不是就業機會，反而是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讓其他縣市的人前來就業，不然也不會有日間活動人口比設籍人口多約85萬人的情形出現，所以臺北市長更應思考如何讓這個城市更安全、更舒適，並引領臺灣未來發展的方向，也就是扮演頭腦的角色，而不是手腳的角色。如果一味追求經濟發展，卻未注意經濟較為弱勢的市民需求，會產生什麼結果呢？其實臺北市民早就用腳給近30年來歷任的臺北市長與臺北市政府答案。城市的繁華並不一定是所有市民都能享有其利，反而可能會使部分市民蒙受其害，因此放下AI產業園區的想法吧，好好思考如何讓臺北市民共享松機遷建的機遇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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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語嘈
宜居城市排名引發國人關注
近年來臺灣越來越注意全球宜居城市的排名相關訊息，只要國際相關機構公布當年度的排名，臺灣的媒體就會廣加報導，並引發一波關於臺灣各縣市之宜居城市排名的討論熱潮，不少縣市政府也會將排名結果作為自身施政成效的保證。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EIU) 每年發布的「全球宜居城市指數（Global Liveability Index）」，其衡量標準包含5個面向：1.穩定性(治安與社會安全)、2.醫療保健(醫療資源與品質)、3.文化與環境(氣候、綠地與藝文活動)、4.教育(學校與教育水準)、5.基礎建設(交通、住房與公共設施)，基本上就是評量一個人是否可以在某個城市安全又舒適地過生活。
臺北擁有最多可以成為宜居城市的資源，人口卻不斷遷離
根據上述的指標回過頭來檢視臺北，臺北絕對是臺灣22個縣市中數一數二，因為臺北身為全國首善之區，加上大多數政府機關設置於此，因此中央政府長久以來分配最多資源給臺北，不管是在醫療、教育、基礎建設等方面皆擁有全國最多的資源，甚至在臺灣還有不少地區沒有公車經過時，臺北的捷運路網可以持續擴增；臺灣不少地方的綠地即農地、林地的同時，臺北的公園及分隔島可以不定期更換植栽。
然而，臺北市人口持續外移的事實，似乎又在告訴我們：臺北真的是一個宜居的城市嗎？從內政部內政統計查詢網，整理臺北市遷徙人數的數據(該網統計數據最早為86年1月)，可以發現從86年起直到114年年底，29年期間中只有7年是淨遷入(也就是遷入人數比遷出人數多)，總遷入人數為4,720,866人，總遷出人數為5,105,160人，淨遷出人數是384,294人，比人口最多的大安區(115年8月為280,206人)還多了104,088人，顯示在實際生活後有不少人認為「臺北不是我的家」，而選擇放棄臺北，遷往更宜居的地方。
高房價與物價是迫人遷離臺北市的主因
為何有如此多人遷離臺北，放棄了他們的臺北夢？許多人第一反應應該是臺北的房價與物價比其他縣市高，在難以負擔的情況下只能離開臺北，此外居住空間狹小、生活步調太快、冬天濕黏的天氣也將人推離臺北，加上近年高鐵、捷運陸續興建完成，也有不少人選擇通勤的方式來往臺北與自己的住家，最後也有一些縣市被高科技產業選擇為落腳之處，如桃園、臺中、臺南、高雄，讓以往為工作北漂的中南部子弟可以返回家鄉工作。
此外，近幾年臺北市也出現多起施政缺失與爭議事件，在食安方面：2024年3月發生的寶林茶室食物中毒案釀成30餘人中毒及6人死亡的慘劇、日前發生營養午餐存有金黃色葡萄球菌腸毒素B造成成淵高中國中部87名學生集體腹瀉；在兒童保護方面：2023年12月1歲半幼童剴剴被保母姊妹虐死、任職於培諾米達幼兒園的男性教保員毛畯珅自2022年起性侵40餘位幼童，且偷拍兒少性影像至少306次、夏莉絲國際幼兒園於2026年6月爆發集體不當對待與虐童案；在交通方面：內湖科技園區長期存在塞車現象未解；其他如鼠患、大巨蛋漏水、昂貴的遮陽傘等，也讓人對臺北市是不是宜居城市產生疑慮。
結語
雖然臺北還是許多人日常活動之處，可是「居住」與「停留」是不同的，因為前者才是城市的住民，後者則是城市的過客，前者選擇將自己的人生與這個城市深度綁定，後者則是為了某個目的而來，如工作、購物、觀光、參加藝文活動，達成目的後就離開，他們與這個城市不會有太多的羈絆。假如前者的人數越來越少，而後者的占比越來越大，這個城市將逐漸變得空洞，並失去活力與未來性，這是令人最恐懼的事。
之前，我在《我對臺北市長的期待(一)：有效因應臺北市的老化》一文中提及臺北市面臨「人老」與「屋齡高」的雙重問題，亟須市長帶領市府團隊立即且有效的處理，以找回臺北市的年輕活力。同樣地，如何建立一個宜居的城市也需要市長大刀闊斧地積極作為，方能讓臺北市持續成為讓人願意長居久留的夢土。縱使臺北市擁有全國最多的行政資源，假如市府團隊被動保守，無法有積極開創性作為，臺北將會失去往日的榮光。
今年又是4年1次的地方大選，諸位臺北市民不妨睜大眼睛好好檢視候選人的政見，以及觀察他們的言行，看看哪位候選人可以帶領臺北市脫胎換骨，擺脫老化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