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太太前往久違的故宮博物院參訪，恰巧有部分展場展示了宋朝的書畫，包括蘇軾、黃庭堅、秦觀、米芾、李公麟等人，雖然我們2人是門外漢，但美的事物具有強大的穿透力與感染力，所以無礙我們對這些書畫的欣賞與讚嘆。就在邊走邊頌讚之時，突然看到一幅從石碑拓下的「元祐黨籍」文，並在上面看到了許多熟悉的名字：司馬光、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心中不由一陣感慨。因為「元祐黨籍碑」是宋徽宗聽從宰相蔡京的建議，將元祐年間(即宋神宗時期)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官員，列為元祐奸黨，立碑於皇宮大門外，而後又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一場新舊黨爭不僅使北宋政局動盪，諸多有能力的人不能被任用，甚至使北宋國力更形衰弱，以致最終亡國。

北宋新舊黨爭主因：雙方無法溝通、對話

年輕讀歷史時，每當看到北宋新舊黨爭這段史實，心中總有疑惑：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縱使政見不同，但彼此皆有互動交往的情誼在，難道無法好好溝通、對話，尋求共識，卻非要弄到誓不兩立方才罷休，真是令人難以費解。雖然隨著年紀增長，逐漸理解事情參雜政治權力的爭奪後往往會變得更加複雜，但觀察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的品行，都不是「小人」，因此單純以權力鬥爭來解釋，似乎又太過於簡單。最後想想恐怕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個性特質是重要因素，因為王安石人稱「拗相公」，而司馬光曾被蘇軾稱為「司馬牛」(表示他的個性像牛一樣固執)，兩人的個性都是屬於堅持己見，較難被說服的類型，因此意見不合就難以溝通，更何況是關於國家興亡的大事。

明明他們2人都是所謂「忠君愛國」的大臣，也希望國家能夠強盛、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但最後卻為了變法這件事鬧到近乎絕交，2人身後還有人藉此事討好皇帝、攻訐政見相異者，新舊黨之間最終難以調和，直到北宋滅亡。如果2人有知，是否還會固執地堅持己見，還是會試著放緩自己的態度，更多地溝通、對話，我們並不知道，更何況歷史是無法重新來過的。不過這件事是值得現在的我們借鏡，因為不管是國家大事，或是個人私事，都需要尊重彼此的意見，理解對方的立場，並好好對話。

民主政治的常態：多元意見與妥協

常常聽到一句話：100個人會有101種以上的意見。因為人不是複製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出生背景、成長歷程，接受到的外在影響都不相同，因此形成不同的認知觀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一個民主社會，更重視多元價值，而非單一價值，意見不同是理所當然。此外民主政治的運作往往是妥協為主，因為要求得共識真的很難，只能各讓一點、各退一步，尋求一個大家雖不滿意、但勉強可以接受的方案，與理想距離甚遠，而且看起來確實很沒有效率，不過至少不會人頭落地、血流成河。

這一、二年臺灣政爭嚴重，藍、綠、白惡鬥，不只造成行政院與立法院對抗，監察院與憲法法庭也難以運作，將嚴重影響政府的施政，屆時受苦的還是臺灣民眾。本人還是願意相信除了部分政治人物，多數的從政者還是希望臺灣會越來越好，民主運作越來越穩固，所以才會在立法院提出相關法案(不管是制定法律或修正法律)，行政部門則提出施政計畫與預算案，每個人都在自己職位上善盡職責，但每個人對臺灣未來的想像可能不同，對達成目標的方式無法一致，因此總是發生爭執。在此呼籲，從政者應該理解意見不同是正常的，因此必須尊重彼此不同的意見，並且循民主程序充分討論、溝通與對話，在討論過程中找出彼此可以接受的點，並逐漸形成共識。

結語：尊重別人意見就是保護自己表達意見的自由

如果只是強調贏者全拿、少數服從多數，將無法讓少數意見被聽見、被討論，並可能累積怨恨，製造更大的衝突；此外在民主國家，民意如流水，焉知今日的少數不會成為明日的多數，今日的多數則成為明日的少數，屆時主客易位，被以相同方式對待，能向誰訴苦呢？更何況在民主制度下，大家尚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假如身處一個強調「聽黨話、跟黨走」的國家，恐怕就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自由，甚至連不表達意見的自由也沒有，因此為了保護自己表達意見的自由，先從尊重別人的意見開始，否則北宋新舊黨爭產生的後患，將有可能在今日的臺灣重現，屆時再多的後悔都無濟於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