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筆者有幸拜讀旅日作家許書寧的《沉默之後》，深受感動，不得不推薦它為即將（2/17）上映的電影－《沉默》的前導與後記。

電影改編自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的著名小說−《沉默》。故事講述耶穌會神父費雷拉遭日本政府逮捕後，由於經不住極為殘忍的虐待苦行，擇以棄教；棄教消息傳回歐洲後，引起軒然大波，促使三位曾受教於費雷拉的耶穌會士為證明恩師的清白，請求長上允許赴日，一探究竟。故事由此展開，以費雷拉的學生洛特里哥的視角為敘述的主軸線，從外籍傳教士的眼光來看因為遭受迫害，導致被迫一分為二的「兩種日本基督徒」－殉道者及踏繪者(指應官府要求，踩踏繪有耶穌聖像、十字架…象徵的圖畫，以證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重中之重的是：遠藤周作藉著洛特里哥的「腳」，棄教司鐸的「心」，帶領讀者感同身受作為棄教的弱者，他們的悲與痛。

（《沉默之後》書影。圖／網路）

《沉默之後》的作者許書寧以《沉默》的故事為主軸，循著遠藤周作的心靈軌跡和實際走訪的足跡，寫下天主教在日傳教史的輝煌篇章；記錄日本基督徒在禁教時代隱密進行信仰活動的事跡；並隨著歷史的紀錄，嘗試呼應《沉默》的創作意旨:為那些因為踏繪、棄教宣示而被迫在歷史中成為毫無聲息的「弱者」，發出聲音。

許書寧在進入《沉默》的世界之前，探討弱者的悲痛以先，首先深入淺出簡介日本傳教史及《沉默》所處的時空背景。

1549年，有「東洋使徒」之稱的聖方濟沙勿略登上日本九州鹿兒島，是日本史上第一位傳教士。外籍教士初來乍到，與本籍信徒努力耕耘下，信仰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擴展。38年光景，佔當時日本百分之一人口的30萬基督徒，油然而生。然而僅僅一甲子時光，長達兩百多年的教難隨著《禁教令》的頒布，越演越烈。1614年1月24日德川家康頒佈《禁教令》，將基督宗教列為禁止傳播的「邪教」，永久性驅逐外國傳教士及具有影響力的教徒。不過在此之前，早在德川家康禁教以先，豐臣秀吉就曾因政治和宗教因素，逮捕過京都、大阪地區的24位基督徒。除當眾割去耳垂，兩兩反綁上牛車遊街示眾外，還刻意押送至基督信仰最繁盛之地－長崎，掛上十字架，以長矛刺殺。

1597年2月5日清晨，連著途中兩名自願相隨照料的基督徒，日本第一批殉道者的鮮血灑在了西坂一處面海的矮丘陵上，他們是「日本二十六殉道聖人」。值得一提地，殉道者最小的是僅12歲的茨木路易，他在棄教與生存的選擇裡，勇敢堅持道:「寧願和神父們一起進天國。」在當時，豐臣秀吉雖未大規模獵殺教徒，但此舉顯然是希望對日本基督徒起到殺雞儆猴之效，尤其針對基督徒最繁盛的「長崎」地區。長崎不僅成為《沉默》故事的舞台，同時亦為故事主角的原型費雷拉的真實人生舞台。

隨著豐臣秀吉駕崩，由德川家康領導的江戶幕府時代隨之來臨，基督徒的黑夜便越走越深。1614年《禁教令》下達後，外籍教士及具影響力的日本教友被迫逐出國。在當時，仍舊有一批選擇留日的外國傳教士，因為不忍羊群失去牧者，便以殉道決心持續潛伏日本境內，走訪各家，暗地傳教，施行聖事。其中一人正是頗富威望的費雷拉，不過費雷拉最終棄教投日。歷史上，費雷拉棄教消息傳回歐洲後，引發軒然大波，為解救費雷拉，或至少證實他殉道來抹除傳聞，兩批赴日解救費雷拉的人馬由而形成。究竟這場「費雷拉搶救行動」的結果為何？筆者僅能以悲壯述之，慘烈描之。

搶救行動的首批人馬有五位司鐸和三個教友，他們在登陸後，立即被捕，承受的苦難亦如執政者凌虐不願棄教的基督徒與司鐸一般，所有刑罰極力將肉身的痛苦達到最高點，但又盡可能以最慢的速度讓人死去，藉此使人在經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中棄教。首批為解救費雷拉行動而被捕的八人，在經歷長達七個月的連串折磨(拷打、灌水、烙印、水淹、丟入滾燙溫泉…奄奄一息之際再餵藥，使其清醒，繼續嚴刑拷打)，仍舊不願屈服，最終判以當時日本最終極的刑罰：穴吊。（詳見註）數日後，全數殉道。緊接著第二批救援隊來到，總計四位神父及一名日籍修道士，在登陸後同樣很快遭捕，在長崎受審兩月便移往東京小監獄受酷刑。這批與第一批的差別之處在於，身經三月酷刑後，全數棄教。遠藤周作在對棄教者進行研究時，特別注意到第二批救援隊中的若瑟．佳蘭神父，以其為原型塑造《沉默》的主角，亦即洛特里哥。小說《沉默》則是以三位費雷拉的學生赴日展開救援行動，從與百姓接觸直至被捕、受刑、棄教的歷程為內容，透過棄教者的心境路程來為「弱者」發聲，另一面則顯然要刺激讀者能有深刻反思。

當然，遠藤周作在寫故事之前，大量閱讀日本教難的資料。過程中發現到，歷史紀錄總是刻意忽視棄教者、踏繪者，不論教會亦或日本官方都對這樣一群「弱者」感到嗤之以鼻。然而，就正是這樣的一群人，在他們的行跡中，遠藤周作看見基督忍辱負重的樣貌、苦難基督的形象。透過《沉默之後》，我們可以對遠藤周作的「看見」更加「看見」。許書寧隨著遠藤周作的腳步，更往前一步，帶領讀者了解禁教的200多年來，每年上官府「踏繪」證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這群害怕殉道的「弱者」，他們是如何為了躲避官府查緝，同時又為保有信仰，讓信仰代代傳承，寧願拋棄肥沃的田地與優渥的物質環境，舉家遷移至面海背山的荒蕪之地，過著貧窮、可憐的日子，直到外籍傳教士再度來到，物質生活才隨而轉變。

 
（大浦天主堂，鎖國結束後的第一座天主堂。圖／網路） 

1853年，美國海軍艦隊敲開日本關閉已久的大門，鎖國遂告終結。1865年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長崎南山手地區的小丘上蓋了首座天主堂，長崎的「潛伏基督徒」遂顯現在外籍教士眼前。「信徒發現」事件震驚海外，甚至讓百年來迫教不遺餘力的日本政府感到憤怒的程度。而當歷史為「信徒發現」的主角們寫下輝煌篇章之際，主角們的祖先－這些過往踏繪和棄教的弱者們，是否能因此蒙上一層別樣的色彩，顯得明亮幾分？

註:穴吊是當時代日本迫害基督徒所使用的「新型」懲罰。受刑人遭五花大綁，「倒吊」進與身體等寬的洞穴中，洞穴底部是骯髒腐臭的排泄物。當人被倒吊時，血液會逆流，從口、耳、鼻或是被穿了孔的臉部小穴中漸漸滲出。刑罰能加深受刑人的痛苦，卻能延長人生命，不易速死。根據記載，費雷拉棄教前，接受穴吊刑罰長達五小時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