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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余光中人文講座邀請到《長恨歌》作者,當代海派小說大家王安憶與余光中對談「故事與主題」,王安憶以作品《天香》為例,說明寫作過程中尋找故事與主題架構的過程,同時王安憶也暢談對張愛玲、馬奎斯、沈從文、諾貝爾獎的想法,還反問余光中「想不想得」,余光中則妙答,把諾貝爾文學獎當成西方文學獎就好,不要當作世界文學獎。



王安憶提到,小說大概在五四後出現,「故事」與「主題」基本上就是構成小說的要素,王安憶認為自己這一輩約50年代作家對文學帶來破壞性,她說明,文革時期沒有寫作,或是主題狹隘,文革後的寫作解放了,不用主題思想、不用故事,文體也起了變化,「是一個主題不確定、故事不確定的模糊時代」,主題格式打破後,可能造成的後果是今天看來許多虛無、不用思想價值、不重視閱讀需求的氾濫寫作。

王安憶提到,寫《天香》的源頭大概是30年前偶然得知的故事,王安憶將「顧繡」兩字寫在筆記本上,直到2009年才產生動筆的念頭,王安憶的寫作依序考察正史、野史、筆記,列出明末清初的背景年表,對於評論提到《天香》媲美《紅樓夢》,王安憶自謙是言過其實。對於大家也將她封為張愛玲傳人,王安憶更覺得是褒獎,王安憶認為張愛玲的文字十分具有個人風格,「有些故事其實別人寫來很庸俗,但是因為主題不同,張愛玲述說的文字反而散發出光華」,王安憶認為自己是個樂觀的人,與張愛玲悲觀、走下坡的風格不同,她認為時代與際遇造成張愛玲的性格,「如果張愛玲不喜歡胡蘭成多好」。

王安憶也提到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她認為馬奎斯寫出整個拉美歷史,格局浩大;此外,她覺得沈從文是了不起的作家,雖然沈從文1949年後轉而投入研究中國古代服飾,有人認為他遇到寫作瓶頸或是無法適應社會對文學的要求,但王安憶總樂天地認為「是不是沈從文覺得文字已不夠抒發,所以投入研究」。

提到沈從文十分接近諾貝爾獎,王安憶則認為諾貝爾獎對每個寫作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誘惑,不過王安憶認為拿到諾貝爾獎也不見得是很大的快樂,「我看到莫言得獎後一兩年都忙著許多邀約活動」,王安憶認為,對於作家而言,寫作比甚麼都重要。王安憶反問余光中想不想得諾貝爾獎,余光中說,「如果我得諾貝爾講的話要感謝自己的國家」,因為諾貝爾文學獎有其地理政治學,余光中認為,不知道自己作品優缺點的是壞作家,「不需要靠瑞典的18個老頭判定」,「莎士比亞也沒有得諾貝爾獎,李白、托爾斯泰也沒有得」,把諾貝爾文學獎當成西方文學獎就好,不要當作世界文學獎。

現在將寫作當成職業的王安憶作息十分規律,每天九點就寢,「十點鐘就正式睡著了」,每日寫作也有一定配額,早年王安憶寫作猛寫猛歇,現在則吃好睡好休息好才有靈感,將寫作當成常態,她的要求十分挑剔、精緻,理性的她對寫作也十分有計劃。王安憶自認「喜歡文字」和「用功」是自己的條件,如果遇到撞牆期,「像張三吃餅一樣就熬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