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富庶繁榮還是積貧積弱？
提到宋朝，大家會先想到什麼？是國力嬴弱，一直被遼國、西夏、金國壓著打，不得不每年輸送歲幣以求和，最終被蒙古滅亡；還是文化藝術昌盛，盛產文化明星，如蘇軾、蘇轍、歐陽修、柳永、辛棄疾、陸游，甚至是創造出瘦金體的宋徽宗；抑或是《清明上河圖》與《東京夢華錄》描繪與記錄的熙熙攘攘的市井、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太平盛世。
不管是哪一種，都沒有對錯，因為每個人關注的重點不一樣是正常的，不過近年來在網路上看到越來越多人在回應如果穿越回古代，最希望的是穿越回宋朝，主要原因包括：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市民生活與現代相近，且有發達的夜市、高度發展的餐飲與娛樂，社會福利制度相對完善。反觀其他朝代，許多朝代住宅區與商業區是分隔開的，生活消費有點不便；晚上是有夜禁的，如果犯禁，晚上還到處蹓躂，是會被處罰打板子的；商人沒什麼地位，甚至商人子弟不能參加科舉。
因著種種美好，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稱讚：「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認為中華文化發展歷經數千年的演變與進化，到宋朝時達到了巔峰。但為什麼有些歷史學者認為宋朝國力衰弱、財政窘困，國學大師錢穆就直指宋朝積貧積弱。那到底宋朝是富庶繁華，還是積貧積弱呢？哪一個才是宋朝的真實面目？藉由本書《大宋繁華：璀璨盛世下的底層真相》，或許提供我們一條解開前述疑惑的途徑。
宋朝汲取性的繁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
本書作者諶旭彬以被統治者的視角來引領讀者瞭解宋朝確實是繁華，但繁華只屬於統治集團，被統治者則是在統治者以各種手段汲取他們的財富中為生活苦苦掙扎，正如作者在書中指出宋朝的「繁華」本質是「以九千萬貧弱者，供養一千萬食稅群體」；揭穿宋朝的繁華是一種「汲取型繁華」，百姓生產出來的財富，被統治者以各種稅賦集中到官府手中，再通過軍餉、俸祿、賞賜等方式，轉移到統治集團群體身上，而平民百姓卻被各種繁瑣重稅壓的喘不過氣，最終形成一個「國富民窮」的畸形盛世。
汲取型統治的本質：秦制
歸根究柢，宋朝在政治氛圍上雖較其他朝代寬鬆，不像其他朝代動輒誅殺大臣，但還是中國自秦朝建立帝制政權以後的其中一個朝代，因循著秦制統治國家，因此本質並沒有差別，差別只在於統治技術。那何為秦制？根據諶旭彬另一本著作《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秦制2大特點為「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統治的基礎」、「盡可能提升汲取人力與物力的强度與總量」，其目的就是強調效率至上與防止對政權產生威脅的一切人事物，因此在秦制下總是呈現出中央集權與國富民弱的面貌。
為什麼秦制是盡可能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而不是藏富於民？根據後世學者從商君書(相傳是商鞅所作，也有人認為是後代法家託商鞅之名所做)整理出的「馭民五術」：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統治者為了更輕鬆地統治天下百姓，就必須持續指派百姓服勞役，讓百姓疲於奔命，無心也無力思考國家大事；必須不斷剝奪百姓的財富，讓百姓只能為求溫飽、生存而辛苦掙扎，不敢輕易反抗。
宋朝為何能繁華？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
回過頭說宋朝為何能夠繁華。根據作者的研究，宋朝是得益於人口紅利與無為紅利才能擁有繁華，人口紅利是因為宋朝人口數超越之前的朝代首次突破1億，因為有更多的人口就意味著有更多的勞動力，在農業經濟為主的時代也就代表有更多的農作物產量，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收益；無為的紅利則是來自宋朝不立田制，也就是不粗暴地干涉田地的買賣，讓市場決定土地資源的合適配置，進而達到土地最充分的利用。
為何有人口紅利？因為宋朝改變了稅制。以往朝代都是收人頭稅，也就是按丁收稅，一般都是針對成年人收稅，但有時國庫空虛甚至連幼兒也被當作收稅對象，百姓在無力繳納時只能選擇少生養或不生養，因此作者列出許多史料都提到一個詞「生子不舉」，也就是兒子生下來就不養育，直接拋棄或殺死，縱使官府一再明令禁止，但百姓為了自身生存，也只能忍痛違法；而在連己身也繳不出稅款時，就只能選擇逃亡他國、出家為僧或賣身於豪強。
最終政府稅收大減，只能改變稅制，唐德宗時宰相楊炎將「租傭調法」改為「兩稅法」，課稅方式從按人頭收稅變為按房屋、田地收稅，宋朝也沿用此種稅法，因此並不是統治者變仁慈了，而是因應實際情況的改變而調整稅制，最終還是要從百姓身上汲取財物，只不過這一調整意外地解放百姓生育的意願，從而使中國的人口在宋朝首次突破1億人的大關。
至於無為的紅利，在於宋朝君臣體認到既然課稅的對象是擁有田產的人，只要能從這些人身上收到稅，又何必在乎是否每個人都要分配到田地，因為政府再怎麼用力都無法避免土地兼併，倒不如由市場的力量去決定田地歸屬，最終因為宋朝政府的無為，意外地解放田地的產值，也促使擁有田地的人必須善待佃戶，才能招募到足夠的人力幫忙耕種，而這些佃戶也藉由田地擁有者免除各種繁重的賦役，因此縱使北宋當時有30%至40%左右的人(約三、四千萬人)名下沒有田地，也沒有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所以作者認為政府的不作為其實比做了什麼對百姓更加有利。
接著作者舉了政府積極作為造成傷害的例子，包括青苗法、市易法、義倉及居養院等。青苗法與市易法大家應該從歷史課有所了解，政策設計目的是要幫助貧困的農民與商人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藉由政府的貸款度過難關，似乎是一項德政，但實際上王安石將這2項制度與保甲法綁在一起，也就是藉由保甲法將貧戶與富家綁在一起，貧戶如果借錢後無力還錢，富家就要幫忙還本金與利息，因此政府保證收得到錢，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富家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因為要承擔同一保甲內貧戶的欠款，最終連富家也成為貧戶，附帶地民間借貸業也因為青苗法與市易法的執行被摧毀了，市場機制被破壞殆盡，百姓更難逃脫政府的掌控。
宋朝百姓的困境與掙扎
為了汲取百姓的人力與物力，宋朝政府的方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朱熹都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也就是指在宋朝之前各朝代汲取百姓人力與物力的方法都被宋朝政府使用了，雖然這句話帶有誇大的成分，但應該也離事實不遠了，畢竟宋朝有數量遠超其他朝代的官吏與軍隊需要養活。
在宋朝，天下萬民被分為官戶與民戶，官戶是屬統治集團，享有免徵賦稅與勞役的特權，民戶分鄉戶(鄉村百姓)與坊郭戶(城市百姓)則要承擔所有的賦稅與勞役。照理說，宋朝實施兩稅法已經將百姓免服勞役的稅金含括在內，如有勞役需求政府應該拿出財政收入去雇用勞力，但宋朝政府卻仍以各種名目徵發家境較為富裕的百姓來服勞役，等於重複課稅。
面對政府耍無賴，宋朝百姓只能想盡辦法讓自己不要被列入較為富裕的家戶名單，常見是分家分產、逃進大城市、不做田主改當佃戶，以及出家當和尚。分家分產較易理解，因為財產分割給幾個小家庭，每個家庭持有財產就變少了；逃進大城市則是城市富人較多，搬家過去相比之下就成為普通家庭；改當佃戶是因為沒有田產了，就不會成為被課稅與徵發服勞役的對象，至於出家當和尚也是跟當佃戶的理由相同。
不過百姓想方設法逃避，政府也用盡心思防堵，比如規定家中祖父母或父母尚在就不可分家，違者要被判刑3年；幫皇家守墓的家戶數裁減，資產多的家戶優先裁減；限期棄田產當佃戶者自首，不自首被查出者要補上以前逃避的稅款；限制度牒發放數，以減少出家人數。因此為了避免被處罰，就出現父親自殺、母親改嫁的悲劇，以便子孫分家分產，這是何等悲慘。
個人心得：有民主才有財產權
元代張養浩有一首曲《山坡羊．潼關懷古》：「峯巒如聚，波濤如怒，山河表裏潼關路。望西都，意躊躇。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道盡了在帝制下，不管一個朝代是興盛還是衰亡，百姓都在受苦，因為百姓就只能當韭菜，被動地被收割，無法主動地改變命運，除非有幸成為統治集團的一員，或者是把腦袋繫在褲腰帶上造反。
因此為何民主的起點：英國大憲章，會是規範國王徵收稅款必須經由議會同意就不難理解，因為有民主才能保障自己的財產。有些人常講：民主不能當飯吃，認為只要能賺到錢，是可以用民主來交換的，但歷史有太多例子告訴我們財富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反而會成為招致禍患的原因，元末明初富商沈萬三據說富可敵國，曾助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城牆，明太祖忌憚其富擬尋事由處死他，經馬皇后求情方改為流放，並充公其半數財產。
而中國的富豪也難逃此命運，「胡潤百富榜」上列名的富豪也為數不少或被判刑或被迫逃亡，被戲稱是「殺豬榜」(詳見維基百科，條目「胡潤百富榜」)。甚至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此前得罪中共當局，就被迫交出經營權，完全不能自主決定自己的財富。而中共建政初期，大多數私人企業經過公私合營階段後，全部變成國有企業，企業主淪為打工人，這種現象似乎有復甦的可能，因為中共近年來要求所有企業只要有3名以上的中共黨員就必須成立黨支部，且有跡象黨支部書記逐漸要求參與公司重大決策，屆時企業是要聽企業主的話還是黨的話呢？恐怕私人企業變成國有企業的歷史重來一遍。
最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有不少臺灣人迎合或呼應中共當局，雖然眼前似乎有利可圖，但假如中共併吞臺灣，沒有任何人可以免除當韭菜的命運，因為中共的統治集團永遠只侷限在當初打天下的紅色權貴及其子孫，其他人要進去那個集團內難如登天，所以細數中國高官不難發現與中共紅色權貴都是沾親帶故，或是故吏舊屬，而臺灣人有幾人符合這項條件呢？利令智昏自古皆然。
因此，屬於自己的財富才是真正的財富，不要期待中共劃的大餅，因為在中共的體制下，財產都是屬於國家的，都要聽從黨的指揮，黨要你興就興，要你亡就亡，如帶有僥倖的意圖，恐怕下場悽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