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 1980 年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在尚未上映前便引發高度爭議。多家媒體報導指出，電影製作與宣傳過程中，未曾與事件當事人林義雄或相關家屬聯繫溝通，加上劇組在記者會上以「辦案」、「懸疑推理」等語彙形容作品，遭部分受難者家屬與社會輿論質疑，認為創作團隊未妥善處理政治暴力創傷的倫理界線，甚至可能造成當事人的二度傷害。

相關爭議迅速擴散，討論焦點不僅止於是否取得授權，更延伸至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影視作品取材自具高度政治與創傷敏感性的歷史事件時，創作者是否已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二次傷害」的自律機制？

歷史影像無法去政治化：關鍵在是否「反身」

不少討論中，有創作者或支持者強調作品沒有政治立場，但在文化研究與歷史研究中，此說法充滿爭議，學界的高度共識：歷史影像不是中性的，任何涉及集體創傷與政治暴力的文化再現，都會進入當下的政治語境，被觀眾以不同的立場重新閱讀，這一現象在學術上被稱為記憶政治（Politics of Memory）。

換言之，同一部或同一類型的作品，往往因政治位置不同，產生不同的社會解讀。以台灣為例，白色恐怖題材的影視作品多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推出，支持者常將其視為還原歷史真相，以及推動轉型正義，但批評者則視為針對特定政黨的歷史清算；相對地，若同樣聚焦威權時期國家暴力的作品，出現在國民黨執政期間，支持者可能視為對威權歷史的反省與自我修正，反對者則質疑是否歷史問題個人化、去政治化。

因此，爭議的關鍵並非作品「有沒有政治性」或「是否政治中立」，學界對歷史影像的要求是「反身性」（Reflexivity）。反身性指的是，創作者是否清楚意識到自己站在什麼位置，是否承認自身的背景、限制與可能的偏誤，是否讓觀眾看見這個立場，而非假裝敘事是透明客觀且不帶位置的。在影像倫理與社會研究中，反身性被視為一種基本責任。

回到《世紀血案》的爭議，部分輿論之所以強烈反彈，因為劇組在公開發言中，試圖將事件去政治化，將高度政治暴力的歷史，轉化為「類型片素材」，卻未清楚說明自身的敘事位置與倫理判斷。

歷史不是素材：歷史影視創作需注意什麼

事實上，在國際影視實務中，如何處理政治暴力與集體創傷，早已有一套相對成熟的倫理共識。歷史學者 Robert Rosenstone 指出，歷史電影並非史實的複製，而是一種「負責任的改編」，公眾歷史學也強調，當作品取材自真實創傷事件時，詮釋權不應只掌握在創作者手中，而應與當事人或相關社群進行對話。

創傷研究則提醒，影像呈現方式、語言選擇與宣傳策略，都可能成為觸發創傷的因素。即使創作本意並非惡意，若缺乏對創傷的敏感度，仍可能對受害者與家屬造成再次傷害。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CTJ）與台灣促轉會的相關報告也指出，文化作品若忽略創傷處理，往往會削弱社會面對歷史、促進和解的努力。

基於這些研究與實務經驗，國際上處理類似題材的影視作品，通常會在創作前與當事人或家屬溝通，並引入具心理或轉型正義背景的顧問，協助評估內容與宣傳是否可能造成傷害。同時，也會透過史料查核、公開資料來源、清楚說明改編界線，以及安排映後討論等方式，讓作品成為公共對話的一部分，而非單向消費歷史。

在林義雄仍然在世、林宅血案仍深植於台灣集體記憶的情況下，學者指出，這些做法是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的最低倫理底線。
當歷史成為影像：閱聽眾可以如何判斷？

面對高度爭議的歷史影視作品，學者也提醒，閱聽眾不必只能在「支持或抵制」之間二選一，而是可以進一步思考：創作者是否清楚交代自己的敘事位置？是否承認並處理政治暴力背後的權力結構？是否將受害者視為有尊嚴的主體，而非推動情節的工具？又是否展現對二度傷害風險的自覺？

爭議的核心在於，是否願意為再現歷史可能帶來的傷害負責。在轉型正義尚未完成的社會裡，歷史影像不只是娛樂產品，更是形塑公共記憶的重要載體。